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都与佛教组织有所关联1

作者：杨联陞

丛林之财富确确实实为融资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图片来源：资料图）

国史上有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分别起源于佛教的庙宇和寺院，要不然也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当铺、合会、拍卖以及出售彩券等四种办法。佛教寺院所拥有并经营的当铺可以远溯到5世纪。合会至迟到了唐代就已和寺院密不可分。圆寂僧侣的私人所有物在唐、宋、元各朝已在寺院中拍卖，而其起源也许更早。元朝时代寺院也已发行彩券来筹取基金。

典当与合会，在寺院团体之外早已是普遍的方式，而且也被急需金钱以筹措基金者用作重要的手段。不过，另外的两种办法就似乎没有这般既显著而又无间断的记录了。虽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种不同形式的拈阄，然而它们主要是用来赌博或占卜。租税的包办，在中国也是一件拥有长期盛名的惯例，其间竞争性的叫价也曾为人大书特书，然而它实际上和拍卖扯不上关系。拍卖与出售彩券，从明代以来几乎已不再为人用来作为筹款的手段，就是在寺院里也如此。它们在19世纪时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很可能还是从西方再次引介过来的。

宋代以来，竟价包税的术语为“买扑”或“扑买”。元朝时，尽管贤明的政治家耶律楚材大力反对，可是由于租税承包者竞价的结果，某些税收遂由1238年(元太宗窝阔台汗十年)的银一百一十万两提高到这个数额的两倍。(《元史》卷146，页9上)。《清史稿》卷129，页18下—19上把租税承包者叫作“朴户”。“朴”字可能是“扑”的误刻或者异写。《夷坚志》(涵芬楼本)“补”卷7，页3上中有“酒拍户”一词。此指酒税的包办者；酒在宋代是由官府专卖的。(见《宋会要稿》册130，“食货”19，页1上—19上)“拍”字是同页中“扑买”之“扑”字的异写形式。这段文字所提到的年代是淳熙(1174—1189)初年。

《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8卷第4期(1936年)，页824—852，有一篇很有用的文章，张纯明所撰“华北的包税制度——河北省静海县税收拍卖制度的个案研究”，不过张氏说：“包税的史料不会早过清朝。”这是不正确的。(页826)

中国典当事业起源自佛教一事，数位中、日学者已曾加以论列。著名的宋代诗人陆游(1125—1210)于其《老学庵笔记》中提到了当时佛教寺院中被称为“长生库”的当铺。并且他还考证这种习尚，直追溯到5世纪末期，那时有一名叫甄彬者将一束苎布质押于寺院仓库。后来，当他赎回去的时候，发现布里竟有五两黄金，他马上就送还回去。18世纪的学者翟颢于其《通俗篇》中，引用了陆游的陈述，并且也添加了许多历朝历代当铺名称的资料。他断定在唐代以前，典当仅局限在佛教寺院。日本法制史权威宫崎道三郎(1855—1926)曾就中、日两国早期当铺的历史作过一番彻底的研究。在起源于佛教一点上，他同意翟颢的说法，并且主张日本僧侣在镰仓时代以前由中国传入了典当事业。他还很风趣地指出：宋代质库(当铺)的店东穿着皂袍，就很可能是受到佛教僧侣身着缁衣的影响。不过宫崎氏并未极力强调这个观点，因为宋朝时代士大夫也穿着皂袍。

诚实不欺的甄彬的故事其实并非佛教寺院典当事业最早的出处所在。《南齐书》卷22，页8下云：482年(高帝建元四年)南齐录尚书事褚渊去世后，他的弟弟褚澄从招提寺中赎出一件白貂坐褥、一支介帻犀导和一头黄牛，这都是这位宰相所质押的。白貂坐褥是太祖高皇帝赐给褚渊的。他弟弟将貂皮割开为自己做了一些其他用品。为此，他在483年(武帝永明元年)遭到参劾而免职。借着这寥寥几件资料，我们当可将典当事业溯源到5世纪晚期。

“长生库”一词显然原先只是用来泛称寺院的仓库而不一定涉及典当质押的功能。就此意义而言，它是“无尽藏”的同义词。这点也为宫崎氏所论及。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无尽藏是在隋朝长安的化度寺，这是僧人信行(540—594)所创立的三阶教的中心所在。寺院中，由信徒所奉献的巨额财富，在初唐时期本是用来整修全国各地的庙宇、寺院，但是到了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这个库藏就奉敕令充公了。当其盛时，由无尽藏中贷出金钱甚至不用写立契据。这或许是因为大多数承借者为了担心报应不爽的缘故而都会归还借款吧。

中文的“无尽”一词，在日文中读作mujin，与典当制度一起为日本人所沿用。日文中，“无尽讲”(mujinkō)一词不但有拈阄的意思，而且也有合会的意思。当我们了解到后者与佛教寺院的密切关系，而拈阄可能用作决定由哪个成员来获取会款的办法时，这些引申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朝时，俗界人士也从事典当事业是无可置疑的。举例来说，高宗和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及其门客(包括一位番僧)据说就拥有田庄、苑囿与质库。一个唐朝的故事提到在长安的西市就有一位俗界中人拥有一家当铺(“寄附铺”)。南宋时代，有些富有的俗人合伙在佛教寺院中开设当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规避一种叫作“和买”的财产税，而寺院可以豁免这种税。根据1201年(南宋宁宗嘉泰元年)的一篇奏疏，由一组十个人合伙成立一个所谓的“局”来支持寺院中的当铺是很寻常的做法。这种合伙关系的组成，以十年为一期。在每年年终时，合伙人当中的一位可以拿走当年挣得的利润作为他应得的一份，不过他得将本金留下来。因此，每年年终的时候，资本额的总数仍然保持不变。政府采取了该奏疏的建议，也将寺院中的当铺纳入和买税的课征对象。

近代中国合会的重要性曾为西方的观察家指出。比如史密斯(A．H．Smith)在其《中国村居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中描写19世纪末期的合会，可以说就是这种会的基本形式。用他的话来说：

杨肇遇于其《中国典当业》(上海，1932年，页1)中指出一个年代可能更早的材料(《通俗篇》卷23，页16上中亦曾提及)。《后汉书》卷103，页3下，刘虞(卒于193年，献帝初平四年)的传记中，有云：“虞所赉赏，典当胡夷。”可以说刘虞所被赏赐的物品，全都典当给胡人了。虽然汉朝时候西域胡商活跃于中国是众所皆知的事，可是“典当”一词的意思是否即为比较近代的典当质押的意思则甚可怀疑。因为这段文字毫无疑问是指刘虞给胡人礼物，以加以羁縻。见《三国志》卷8，页5上，注。

在古代典籍中“质”字通常是“人质”的意思多而“典当”的意思少。关于3、4世纪时为了防止反叛而立的质任制度的研究，见何兹全与杨中一的文章，刊于《食货》1卷8期(1935年)，页25—27，并见何兹全在《文史杂志》中的文章，1卷4期(1941年)，页39—47。《周礼》(《十三经注疏》本)卷15，页1上及卷16，页1上中的“质剂”一词，意指类似契据的法律文书。这词Biot 将之译成“les titres ou conventions que gardent les contractants”，(Le Tcheou-li，PariS，1851，1，318)。

在许许多多流行的互贷办法中，最简单的一种是由该会社的每一位成员付出一笔定额的金钱，轮流交给诸成员中的一位。当会员名单中的最后一位也拿到了其他人所付的款项时，每一位成员也都刚好拿回他们所投入的金钱。这种会社在某些地方叫作“七贤会”。对于所有这一类以互助为特色的结合，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作“社”。需用金钱的人(“社主”)邀请一些他的朋友帮忙，这些人再邀请他们的朋友参加。当所需要的人数凑足的时候，成员们(“社友”)就聚集起来，讲定大家使用这笔公共基金的顺序。这大概就要透过抽签来决定了。

不过，在许多同一类的会社中，基金的使用也包括了利息的支付：

在利率固定的会社中，关于会员提取公共基金的顺序，所要做的只不过是由抽签或掷骰子来决定罢了。……可是，如果照一般的情形，利息公开竞争，则这种竞争可以以一种喊价的方式来举行。每一个人口头声明他所愿意为在一个期限中使用那些本金而支付的数额，喊价最高的人就有优先权，但是没有一个成员有第二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