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都与佛教组织有所关联2

这个叙述给了我们有关互助会社之运作的一些观念，即它们与“社”(即互助会社之通称)的紧密关系，以及它们使用拈阄、叫价的频繁情形。这些制度交互影响是不证自明了。互助会并不是合会的唯一方式。就合会一词而言，我们至少也可以把提供婚姻、丧葬与行旅之互助的合作会社也包括进来。

照一位当代学者的推测，合会可能从唐代以来即已存在，它们很可能是自印度传入的。虽然他并未提出任何文献作为证据，不过他前半部的论点倒可以用敦煌发现的古代文书中的材料来加以证实，尤其是当我们采取较广义的角度来考虑这个术语的时候，更是如此。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是这些文献的权威，曾经发表过好几篇讨论唐代社会、经济制度极有价值的文章。其中有两篇讨论到唐及五代的“社”或“社邑”。

称为“义邑”或“邑会”的宗教性结社，早在南北朝时代就已存在。当时世俗的善男信女自行组织起来，为佛教寺院中的宗教活动提供经费，这些活动中最为驰名的莫过于雕立带有佛陀、菩萨石质造像的碑碣了。僧尼皆可成为这些宗教结社的执事或者成员，要不然他们也乐于透过这些赞助团体来工作。现存大量石碑上的铭文指出了从北魏以来下迄初唐一段期间，这些宗教结社活跃的情况。

自唐代中叶以后，碑碣的树立较少，但这并不意味这种宗教结社的功能已然中止。根据从敦煌发现的晚唐文书中所得到的资料，类似的结社，称作“社邑”或“社”的，也提供金钱给饭僧大会、诵经、写经、平民佛会(所谓的“俗讲”)以及佛陀、菩萨等像的刊刻。那波氏估计，在晚唐、五代时，通常有十至十五个这样的结社附属于一个寺院，而每个结社的会员数目不下二十五至四十人。

许多这类的宗教结社也发挥了社会、经济的功能。奉献金整个地用来供给某位会友，帮助他支付葬礼或旅行的开销，这种习尚叫作“追凶逐吉”。世袭不替的会员资格在这种互助会中无疑受到鼓励。目前仍留存着许多由结社执事发出的传帖，用来召集会议，或者要求奉献的所谓“社司转帖”。那波氏指出许多这样的结社根本没有僧尼会员，而且在性质上也不再具有宗教意味。关于这点，他解释道：这是晚唐、五代关心现世利益的表征。这当然是意味深长的。不过，在某些例子中，僧侣也是这些合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的例子中，他们的聚会也都在寺院中举行，这样的事实不用说也指出了其间的密切关联。说这些合会是从纯宗教性的结社中衍生出来的，或不致有太大错误。

圆寂僧侣私人所有物的处分很自然地构成了寺院组织的一个问题。根据5世纪早期所译出的佛教律典(律，Vinaya)，圆寂僧侣的衣服或其他所有物，是要拿来分配给别的僧众，或者作为慈善布施，或者出售以偿付债务的。这种做法背后的原则是要借此加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切关系，同时也是要让生者体会到同样的归宿也在等待着他们，因而使他们得以将自己从尘世的欲望中解脱出来。

不过，唐朝初年译出的一部律典却指出：在印度，拍卖是用来处分这些私人所有物的办法。中国人很可能在这部典籍译出来以前就已经知道了这种做法，因为7世纪前期的中国寺院早已遵循这个戒律了。626年(唐高祖武德九年)道宣大师(596—667)抨击拍卖是违背寺院清规的，他更攻击当时伴随着喊价而起的笑闹喧哗，认为是无耻的激情。(“今时分卖，非法非律；至时喧笑，一何颜厚！”)1019年(宋真宗天禧三年)出版的《释氏要览》中也引录了原载于《增辉记》的另一个类似的批评。

不过这些攻击并没有阻止这种行为在佛教寺院中的传布。在宋、元时代为寺院所编纂或编辑的规章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拍卖的详尽叙述。比如说，1103年(北宋徽宗崇宁二年)宗赜所编纂的《禅苑清规》中，有一段冗长的《唱衣》——字面上的意思为拍卖衣服——的记载，可以摘要如下：该项拍卖须张贴海报以布知整个寺院丛林。预备拍卖的衣服或其他东西得在拍卖的时间以前事先陈列在正殿。当钟声响起的时候，众比丘便进入正殿中。首先为圆寂的和尚念经，然后他的所有物便交付拍卖。这是由寺院执事维那(Karmadāna)来主持的，维那必须了解各种所有物的正常价格，并且得说明其情况——或新，或旧，或者已穿坏了。他必须公告铜钱的单位，是要足一百钱一陌呢，还是不足一百钱一陌(即省陌)。如果喊价者不愿意抬高价钱，那件物品就得廉价出售了。如果他们喊价喊得太高，维那就会提醒他们：“最好三思而后行吧，不然你以后会后悔的。”除非寺院的库藏有东西要提出来“寄唱”(附带拍卖)，否则其他和尚的东西是不会被接受在同一个时间发卖的。拍卖的工作以为这位亡化的和尚作另一次的诵经来终结。除去葬礼开销后的净收入就分配给那些为圓寂和尚念经、参加他的葬礼，或者曾出现在拍卖场上的僧侣。如果收入丰厚，则一部分就要送入寺院仓库(称之为“抽分”)。拍卖的账目要由寺院的执事署名，布告整个丛林。

依据《禅苑清规》，如果一位方丈因为年老、疾病，或者其他理由而应该退休，或者不得不离开本寺院，则他的私人所有物也要依同样方式拍卖，因为一位游方和尚携带太多的东西是要招人议论的。另一部重要典籍是《百丈清规》，由僧人德辉在1336—1338年(元顺帝至元二年一四年)间编订。不过这个清规是以较早的，由今日江西省百丈山的大禅师怀海(749—814)所制定的戒律规范作蓝本。这本元代著作提供了有关“唱衣”的精微细节，并认定这个制度是一种“古法”。该书云：“近来为息喧乱，多作斗法”，凡是被抽签抽中的和尚就有权选购一件物品，竞相叫价的因素因而消失，不过这种售卖仍然叫做“唱衣”。售卖之中有任何不为僧众需要的物品则发卖给俗界的百姓。根据一本18世纪早期加有注疏的《百丈清规》，物品单纯地以时价的七成来定价，提交发卖给僧人，僧人中的游方和

尚(“行单”)享有选择的自由。这个制度也叫作“估唱”。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推断元末以来，拍卖已在佛教寺院中日渐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