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都与佛教组织有所关联3

有了“唱衣”或者拍卖的观念，我们至少可以对两件重要的敦煌文书有更好的了解，在这些文件中“唱”字屡次出现。这两件文书都是佛教寺院的财务账目。就我所知，在此之前尚无人能对“唱”字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就眼前所呈现的，“唱”可能就是“唱衣”，即拍卖的简写。

第一件文书是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目莲变文”的背页。最早刊载于1931年的《图书馆馆刊》，稍后向达在1934年发表的“唐代俗讲考”初稿中亦曾加以引用。不过向达误解了许多和尚拍卖品的名称，以为是这些和尚所唱的曲调，是用来进行分组以便收取奉献金的。显然他察觉到这个解释未免太过无稽，因此1944年在其作品的修订稿中便删去了这段资料。

文书中提到的物品包括了紫罗鞋雨(当作两)，即成双的紫色罗纱芒鞋，拍卖得五百八十尺布；一床绯绵绫被，即绵绒里子的深红丝被，拍卖得一千五百二十尺；一把扇子，卖五十五尺；一双白绫袜，卖一百七十尺；另一双白绫袜，卖三百尺；一件黄尽坡(当作画被)，五百尺。这些东西可能是信徒捐给寺院的。拍卖的收益就用来分配给僧众，每个和尚得到一百五十尺。物品的价格十分高昂，或许可认为是信徒们为了好善乐施的目的而作的一次拍卖吧。当然，这些物品的正常价格与罗列于此的数目之间也有个大致的对应关系，而这件文书所提到的物品或许都是好几份的也说不定。

另一件文书是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收藏品第2638号。那波利贞在那篇讨论梁户(即寺院所属的榨油户)的重要文章里征引了其中的部分文字作为补注(页80—81)，不过他对文书中的“唱”字并没有提出任何解释。这是936年(后晋高祖天福元年)三位和尚所做的财务报告。这三位和尚掌理信徒的奉献，报告的内容是先前三年好几个寺院的收支。由于它盖有“河西都僧统印”的朱砂印鉴，这个报告想当然是呈送给沙州地方(今甘肃省境)的都僧统的。在收入项下第一笔进账写道：“己年官施衣物唱得布贰仟参佰贰拾尺”，意即己(当作巳)年(933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官府所奉献的衣服等物拍卖得二千三百二十尺布。虽然作者缘悭未见该资料原件，而且那波氏对紧跟着该款的诸条目也未加列举，可是此处“唱”字即为拍卖的意思是至为可能的。根据这个报告，每位僧、尼得到这项奉献的一份，六十尺，而男女沙弥各得到一半，即三十尺。(按：后来作者已查阅此卷，知所推测者不误。)

第二，“博士”一词意思和“师傅”差不多，而从唐至清一向用来指工匠人等，这在页27—35做过极仔细的探讨。在现代中国，这个名词大体上已由“把势”来取代了，而这很可能就是它的变称。北平话中叫职业车夫作“车把势”，叫职业园丁作“花儿把势”等等。山东济南方言中，甚至连妓女也叫作“把势”。这个用法很可能曾受到老名称“茶博士”的影响，那是用来指男、女跑堂的，因为在济南地方，老鸨经常被戏称为“茶壶盖儿”。关于天津方言的资料，承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的于震寰先生的指点，非常感谢。

1943年上海出版的《国语辞典》，册1，页16和37将把式(把势)定义作：“专精一艺者”，博士定义作：“职业称号”，可惜对二词的关系未加说明。“把势”亦见Rolf Stein在《通报》35期(1939)，页97的注二。F．W． Cleaves教授曾经指出这样的可能性：“把势”可能是从突厥文baisi蒙文barsi或满文balsi再借用回来的，这些字自然是从中文的“博士”直接或间接借用过去的。这样子的借用与借还十分普通。见伯希和《通报》27期(1930)，页14—15、45—46注3。

如果我的解释正确的话，这两个文件就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拍卖的进一步资料了。第二个文件的年代为936年；第一个也不会太晚，甚至于还要更早些。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人们布施的物品被拿去拍卖(可能卖给一般的凡夫俗子)；拍卖不止由一位和尚，而是由数位和尚一起主持。而且其收入也在一个既定的标准下分配给寺院丛林中的各类成员。

就彩券来说，在名为《通制条格》的元代律令总集中收有一件早期的材料。1288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时，有人报告中央政府说江南地区有多处新附寺院的僧徒(按：新附指新归附元朝，原译稍误)，以募款新造殿塔为由拈阄射利是一种惯用的方式。他们提供几十件“利物”(奖品)，而且用竹、木制成成千成百的签筹，这些签筹分别托付给势豪巨室以求兜售。在指定来抽签的那天，远近士庶云集，盈千累万也不足为奇。当然，寺院从发行这些签筹上获利甚丰。最初，只有城内或城郊的寺院赞助这种事，到了后来这种办法也为深山僻林中与世隔绝的寺院所仿效。由于官方认定这种签筹为一种赌博，因此就立刻下令加以禁止了。

元代以来，彩券的历史即已隐晦，一直到19世纪在广东省才又发行用来打赌那家“闱姓”(即秀才家族的姓氏)会在最近一次科考中中第。购买彩券的人可以就一张清单上的姓氏押赌，赌中最多闱姓的人可以获得彩头。这很快地流行起来，而发行者也大赚其钱。1875年(清德宗光绪元年)政府禁止闱姓彩券，但是赌徒们溜到澳门，在葡萄牙人的庇护下继续他们的勾当．1885年(光绪十一年)依据钦差彭玉麟、巡抚张之洞等人的会奏，将“闱姓”彩券合法化，并且加以课税。

虽然作为彩券之基本的“闱姓”是一种纯粹土生土长的构想，可是外国彩票通行于19世纪中国的情形也是不容忽视的。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发行时间很短的《京话报》中有一期的编者评论里，我们读到：

日前有说帖致庆王请开发财票者。今票虽尚未行于京师，而南洋之吕宋票、胶州之德国彩票、广东之闱姓票及南北各省之赈捐彩票则已各拥殊名销售诸地矣。有司既不能加以禁绝，则莫若自寻开发，以保利权。时下遂有直隶绅民图开彩票者，仿外国事例，命其票曰“富签票”。

这位编者无疑是把彩票视为一种外国制度了！不过大体而言，掣签拈阄的应用，千百年来就已为国人所熟悉，而非舶来之物。《荀子》云：“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另一本古籍《慎子》[52]则告诉我们：“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分马之用策，分田之用钩。”以免有人抱怨。《后汉书》卷41，页12上、下记载了25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号称“赤眉”的农民革命者——或说盗匪吧——借着抽签来从三位候选者当中挑出一位作为他们名义上的领袖。从《后汉书》，卷68，页1下中我们获悉在同一时间，政府军队的将领也将其部将的姓名书写在筹策上，然后置人一只口袋里，名字被掣中的部将要在撤退的时候负责殿后。

再者，拈阄的历史与占卜的游戏或方法是分不开的“签”字意指用来赌博或占卜的竹片，“筹”字除了用作彩券之外，也用来在不同的游戏中，作为代表奖品的木片、标记物

“关扑”意指借着如投掷钱币、抽签等比运气的游戏方式以得到奖品的赌博，但从经营者的观点来看也就是出售商品。这和美国商展或者娱乐中心掷藤环、掷铁圈或者丢飞镖的游戏是很相似的。根据《东京梦华录》卷7，页12下，奖品不只包括了杂巧和玩具，而且也有珍玩和其他贵重的东西，甚至于还有车辆、马匹、房地产、歌姬和舞女。在有些场合，人们还可以用一笏赌三十笏(笏是大的金、银单位，为铤的同义字)。投掷钱币的关扑记载在《癸辛杂识》(《学津讨源》本)，《续集》上，页37上。彼云：“闻理宗(1224—1274年)朝，春时，内苑效市井关扑之戏，皆小珰互为之。至御前则于第二、三扑内供纯镘骰钱以供一笑。”由于关扑是一种赌博形式，法有明文禁止，因此这种限制只有在节庆时由官府开放几天(称之为“放关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