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两次庙产兴学的恶果远超三武一宗法难2

民国建立之后，由于国内局势动荡，湖南、云南、安徽等地不断发生逐僧毁佛事件。1912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作为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的组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当年，中华佛教总会湖南支部派专人至总会，请示设法制止当地军警社团学校纷纷占夺庙产的事态。11月初，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敬安北上进京，与内务部负责宗教事务的礼俗司杜关交涉。但正是这个杜关，不仅赞成没收庙产，而且曾下令各地调查寺产，打算立官、私项目，分别提拨，供各级政府开支。其所谓“公”，即凡信众布施者；其所谓“私”，即僧侣募化所得。敬安对此据理力争：“在信徒为布施，在僧众即为募化。不论布施或募化，均为僧徒所有，非属政府或地方公产。”杜关对此充耳不闻，还对敬安进行嘲笑和侮辱。敬安愤而退出，回到挂单的法源寺后，当夜（即1912年11月10日）即气急攻心而逝。他成了民国第一位为佛教事业而献身的志士。正是敬安的以死抗争，经杨度、熊希龄等将此事告诉袁世凯，并晓以利害，使得保护佛教权益的中华佛教总会章程由国务院审定公布，“佛教寺产赖以小安”。

袁世凯当时迫于敬安之死的现实，为免于犯众怒，不得已有所收敛。到了1915年10月29日，当袁世凯将辛亥革命成果一一破坏殆尽之后，悍然发布第66号大总统令，公布“管理寺庙条例”。这一条例不仅大大加强政府对授戒、公开弘法以及接受挂单的管理，还进而规定：寺产遇有公益事业的必要及得地方官之许可，可不在该寺住持的管理处置之内；寺庙住持违反管理之义务或有不遵循僧道清规，情节重大者由当地长官训诫，或予撤除。这些规定将寺院住持的管理权利变为“义务”，将寺产实际上归地方长官处置，使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又有了以公益为名侵夺庙产的法令依据。　　

这一条例虽因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的下台而搁置，但并未失效，依然在一些地方成为侵占庙产的法令依据。例如安徽蒙城县公署于1918年就援用“管理寺庙条例”以筹措教育经费，提出：一、有庙无僧之庙产全部征用。二、有僧而不通晓经典者，全部征用（仅将一少部分给与令之还俗）。三、有僧且深通经典，适宜酌量征用其大部分。后来更进一步，凡一僧兼为他庙住持者，则视为无住持之庙。如此全县共有253所寺庙，应被征用。

三、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发生在国民党政府上台前后，时在1926年至1931年，以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的“庙产兴学促进会”以及内政部长薛笃弼主持制定的“寺庙管理条例”二十一条为标志。

1926年开始的国民革命，与文化领域的反迷信运动相呼应。在大革命时期，许多人往往将反迷信与反佛教简单地等同起来。例如，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曾在河南派军警捣毁当地首刹开封大相国寺，导致全省大小寺院均遭空前洗劫。在浙江、江苏、安徽、四川、广东、贵州、察哈尔、陕西、甘肃等地皆兴起了一股没收寺产的浪潮。佛教徒的抗议，并未阻止事态的恶化。说明南京政府在觊觎庙产方面，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并无太大的区别。　　

1928年5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刚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学位回国的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领衔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主张“打倒一切罪恶之本的特殊阶级僧阀；解放在僧阀之下受苦的僧众；没收僧阀所有的庙产，以此充作教育事业经费。”这项议案不仅赢得与会者的赞同，而且得到内政部长薛笃弼的首肯。在太虚、圆瑛、仁山等佛教界领袖的强烈反对下，加上各地也有排斥基督教的事件发生，南京政府唯恐被误认为主张排教、排外，于是颁布了保护宗教的训令。这一议案最终被束之高阁。　　

1929年1月25日，内政部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二十一条，有些条款严重侵犯了僧人对寺产的管理权，使庙产兴学风潮有政府法令可援。1929年在上海成立“中国佛教会”，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求取消这一条例。在僧人的请愿下，“中国佛教会”的章程于6月3日被立法院批准通过。到年底，南京政府被迫废除“寺庙管理条例”，重新公布措辞立意均较和缓的“监督寺庙条例”十三条。这一条例光监督佛道教，却对基督教不置一词，这个不伦不类的宗教法规至今仍为台湾国民党当局所沿用。　　

1930年12月，邰爽秋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再次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寺院财产。这次风潮遭到以圆瑛为理事长的“中国佛教会”的猛烈抨击，最终归于平息。1931年8月1日南京政府颁布一条法令，重申了早先公布的保护寺院财产的规定。虽然全国性的庙产兴学风潮趋于平息，但仍有余波兴起。在1933年，有一群湖北的教育工作者曾讨论过征收寺产的可能性；到1935年，仍有7个省的主管教育人士向教育部提出接管佛寺房屋和岁收的动议。

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除了承继了晚清以降对佛教的宗教政策，还有更为错综复杂的因素，具有当时的特定背景。除了受当时国民革命的狂飙冲击外，当时还有部分倾向西学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它是20年代初期的反宗教运动、20年代后期的反迷信运动等社会运动的综合产物。在反宗教运动和反迷信运动中，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可举二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1928年6月，太虚在蒋介石支持下，筹划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出家人和居士的全国性佛教团体。当时负责南京政府教育事务的蔡元培认为，由于20年代初期兴起的反宗教运动当时正方兴未艾，不便由政府出面提倡佛教，建议他成立一个“佛学会”。“学”意味着把佛教作为一种哲学来研究，而不是作为一种宗教来实行。　　

另一个例子是对中医的限制。1929年2月，卫生部召开会议，决定取缔中医学校，禁止中医师做广告或宣传。中医师对此自发组织了全国性的协会进行游说和抗议，致使卫生部取消了这一计划。中医在法律上与西医平等，直至1943年才被当时的政府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