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两次庙产兴学的恶果远超三武一宗法难3

四、中国近代史上的两次庙产兴学风潮，宣告了佛教匍伏于封建王权和儒教之下的苟安局面之结束，从反面推动了中国佛教进行改革，从而在宗教思想和组织体制上进入自强、自立、自主的近代形态。也促使佛教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性质、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以及政教关系、寺院经济等深层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　　

第一、两次庙产兴学风潮，与长期以来以儒教为国教的封建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政（儒）教合一模式的一次回光返照。庙产兴学与定孔教为国教的复辟行为相互呼应，在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世界性潮流下，这种无视佛教主体地位和权益的做法，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1907年，陈焕章在纽约成立孔教会，1912年后在中国各地建立了130个分会。1913年，孔教会向国会请愿，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严复、夏曾佑、张东荪等学者或签名、或撰文，支持这个运动。各省军阀也大多通电支持。1913年10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第十九条作了一个妥协性的补充条款：“在公民教育方面，将以孔子学说为道德教化的根本。”这一作法受到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学者的强烈反对。在庙产兴学问题上，章太炎第一次从宗教的地位和社会功能高度，撰文进行批判。1907年，他与释曼殊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一方面唤醒佛教徒认清时代，自愿兴办教育；一方面敦请政府官员与废佛兴学的士大夫了解世界大势，认识宗教的社会功能，不要参与庙产兴学。同时，对统治者欺软怕硬的行径进行揭露：“诚使宗教当除，何以罗马、路得二宗（指天主教、新教）反应保护？昔宇文氏勒僧返俗，而黄巾羽士，例亦同遮。今若废灭沙门，亦应拨除景教。”杨仁山综观东西各国，指出近代化与宗教同步发展的关系，对清政府急功近利的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　

第二、庙产兴学风潮推动佛教界成立一系列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使历史上一盘散沙的寺僧有了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宗教具有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三大指标，佛教在组织规模上历来是弱项。佛教要真正进入近代形态，首先就必须获得近代的组织形式，舍此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也无法与基督教相抗衡。民国以来，在前清时代被禁止的政党与人民团体，此时到处涌现，每一个都竭力为各自所代表的社会群体谋取利益。佛教僧侣也顺应着这一趋势，组织起来，诉诸法律保护寺产。从1912年到1929年，他们先后成立了不少于18个互不系属的中国佛教会。20年代起在各大城市相继成立的地方性佛教居士团体，在保护寺产方面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由于近代佛教组织与保护庙产联系在一起，当威胁庙产的压力减轻以后，这些组织也往往趋于瓦解。在佛教内部，进步与保守，统一与分裂，又往往与庙产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在这一方面，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深刻的。　　

第三、庙产兴学风潮也促使佛教徒正视自身的弱点和弊端，从历史上游离于社会之外，转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国运的衰弱与佛教的衰败密切相关，唯革命才能救国，唯革新才能救教。正如杨仁山所指出的：“我国佛教衰坏久矣，若不及时整顿，不但贻笑邻邦，亦恐为本国权势所夺。”1913年2月，在悼念因抗议庙产兴学而猝死北京的敬安和尚的追悼会上，为挽救濒临死亡的中国佛教，太虚提出了三大革命口号，从思想、制度、经济三方面入手，以求得佛教的整体革新。1929年他宣布，新的佛教必须是一、人文的，二、科学的，三、典范的、四、世界性的。他一生的努力在于整顿僧伽，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教会。在太虚的构想中，经过选拔的男女僧众，必须表现一种真正的宗教的生活，他们不必为钱而奔赴经忏，但他们能从事生产工作。为此提出人生佛教的口号，提倡社会服务。太虚的佛教三大革命，由于未能触动寺产的封建所有制关系，也就无从改革建立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之上的教制，这使他的教理革命带有超前的理想主义色彩。太虚的佛教革新虽然没有得到成功，但他提出的人间佛教口号，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现代佛教的主旋律。事实上，近代佛教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近代工商业者的加入，比如上海的“佛教净业社”和武汉的“佛教正信会”等团体机构，为佛教组织和寺院经济注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从而为佛教在近代的发展带来活力。　　

第四、无论是抵御庙产兴学风潮，还是积极面向社会生活，从事佛教的自身革新，佛教界都深感缺乏人才。当这种压力成为存在性的危机时，为教团的自我更新以适应时代的近代佛教教育，就成了佛教内部各种派别共同的事业。虽然近代佛教教育的成就不容乐观，但毕竟为新型教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3年，日僧水野梅晓和伊藤贤道策动湖南长沙开福寺成立了“湖南僧堂会”。据佛教史料记载，其目的是“抵制官绅之占寺夺产，为中国僧寺办学保庙之始”。与其让教外各色人等染指寺产，“不如因彼教之资，以兴彼教之学，而兼习新法，如耶稣天主教之设学课徒”，已成为佛教界的共识。兴办新型佛教教育的目标非常明确，即提高僧伽的自身素质，训练僧人传播佛法的水平和能力，同时也是为了更广泛地教育社会大众，使他们知道佛教是值得维护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新培养出来的佛教徒的弘法活动和社会福利工作，反驳那些批评僧人懒惰冷漠并以此作为没收庙产口实的人。　　

从张之洞的《劝学篇》开始，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庙产兴学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各种变种不断出现，当代中国的宗教实践和宗教学理论无法回避这一问题。本文只是在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一些初步看法，藉以引起佛教界和理论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