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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经翻译史看，隋唐之前的大译家，几乎全部都是域外来客。诸大学派和宗派，大都发源于这些译家或他们译出的经典。陈隋之际的天台宗和三论宗，都依鸠摩罗什的译典为创教根据，其中吉藏，本籍安息，是来华的侨民，所以号胡吉藏。初唐的法相宗，说是以玄奘的译经立宗，实际分派于窥基-和圆测；前者出身鲜卑族，后者是新罗人。继起的华严和禅宗：华严宗形成于法藏，法藏的祖籍康居，因而亦名康法藏；禅宗推菩提达摩为始祖，达摩或称为南天竺人，或称来自波斯；禅宗发源于楞伽师，所以也有把《楞伽经》的译者，来自天竺的佛陀跋陀罗定为始祖。律宗则起始于鲜卑族统治的北魏律帅，由这些律师提倡的《四分律》，成了统一中国僧尼戒律的蓝本。密宗创宗于所谓唐代三大师，不但有印度人，还有来自斯里兰卡者。因此我认为，佛教在联结民族关系，融合民族情感，以至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缔结多民族国家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至于藏传佛教，唐蕃的交往和唐佛教对它的影响，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研究，但可以确定，它最后也融人中华文化的大体系。在这一融合中间，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在元代，喇嘛教从西陲一隅，走向了全国，令密、禅、教三科同行，构成中国佛教的又一种格局，同时将当时最大的三个民族蒙、藏、汉从宗教文化上沟通和联结起来，一直到清王朝，又将满族文化融为一体。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中华大藏经》，就分汉文、藏文、蒙文和满文多种语本，现在国家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已有汉藏两种语本陆续编就出版。此外，云南还流行南传上座部佛教，它也有自己的大藏经。历史上辽、金、西夏等，也都是佛教文化兴盛，最后融人中华文化的民族国家。
佛教在联结民族关系，融合民族情感，以至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缔结多民族国家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佛教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前所未有的丰富多样起来，同时促进了理论思维和形象思维向高层次的开拓。就哲学而言，佛教有多元论的观念论，也有一元论的观念论，有怀疑论，也有决定论，当然也有朴实的唯物论；既有因明逻辑，也有丰富的辩证法；间而穿插细致的心理分析和阔大的宏观想象，都有传统文化值得采摘的内容。它们最后被集中体现在隋唐建立的诸大宗派上，既作了向宋明儒学过渡的跳板，也为宋明儒学的创新，准备了足够的思想资料。没有佛教哲学，就不可能有新儒学这种理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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