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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的攻击与佛教的反诤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因为南京天主教徒聚众活动规模巨大，南京礼部侍郎沈灌联合一些官员上奏，说西方教士在南京的传教活动动不动就上万人，日夜集会，极似当时的白莲教（附佛教外道）和无为教（附道教外道）。因为害怕进而产生政治叛乱，明神宗下令取缔天主教，逮捕传教士。明末抗拒天主教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自利玛窦到中国，天主教徒来华的教士人数也与日俱增。
当时的传教士徐光启等人除了进行维护天主教的政治斡旋以外，已然公开造论，反驳佛教。这些论点主张鲜明，反对佛、道，拉拢儒家。如罗明坚写的《天主圣教实录》在广州发行，利玛窦写的《天主实义》在南京发行。利玛窦的著作分别抨击了佛教和道教，而徐光启写的《释氏诸妄》已开始全面攻击佛教诸名相，如天堂、地狱、世尊、杀戒、盗戒、轮回、念佛、神通、三世、佛化身、大千世界……佛教的反驳运动十分激烈，普润法师写了《诛左集》，密云圆悟大师作了《辩天三说》，莲池大师作了《天说》四篇，藕益大师写了《天学初徵》、《天学再徵》，黄贞居士写了《不忍不言》。但是，与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利玛窦、汤若望相比，佛教的法师和居士既没有政治身份，也没有政治影响。后来，他们将南京事件的余怨转嫁到佛教和道教身上，并诉诸神宗皇帝要与佛教论辩。那时莲池大师、紫柏尊者都已入灭，憨山大师正受政治迫害，藕益大师才十八岁，密云圆悟禅师年至五十，却又不屑与徐光启等论辩。当时佛教犹如遭遇风暴冲击，虽然诸方释子群起反诟，但整个佛教界都呈现出了不安。
汉代以来直到明初，佛教只是面对儒家和道家的小规模论争，而此时论争者换成了天主教，这是从未经历的论敌。处于自我防卫，著文反驳的，仅有前面提到的五位。
在于西方宗教当面交锋的明末，面对耶教论争，佛教和道教感受到了来自外国文化的强大震动。当时高僧及志士仁人都清晰认识到，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因为文化根底的共同性，需要重新审视三者的一致根源了。耶教拉拢儒家，佛教与道教相处在了一起，佛教不光要重新审视道家，更重要的是，重新调整自身与儒家的文化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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