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视信教为“大逆不道”是社会歧视4

还有一个敏感问题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神论”的政党是否必须批驳“有神论”，强调其“无神”意义。如果不是专门讲二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那么“有神”与“无神”实际上在认识论上是非常值得深究的问题，并不是简单说说就成的。从人类的认识史来看，“有神”观念和“无神”观念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自人类有宗教存在以来就一直在互动发展，我们应该对之展开哲学意义上的深入探讨，深化人们的认识。应该承认，我们当前对“有神论”的发展历史研究较多，而对“无神论”的发展历史研究太少，鲜有这方面的理论文章和学术专著问世。党和国家近些年来在这一方面也有较大的投入，但目前成果不多、成效不大，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而专门承担这一重要任务的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也应该好好反省和总结经验教训，集中精力、加大力度来认真搞好对无神论的系统研究，及时推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以不辜负党和政府的期望及要求。仅就无神论的发展而言，我们就可以追溯其从古代不承认多神存在的朴素无神论到不承认包括绝对一神的任何神明存在的哲学无神论，从自然无神论到战斗无神论，从宣称纯粹理论无法证明神之确实存在的理性无神论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科学无神论，这一发展线索很值得我们梳理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相对说清“有神”或“无神”之问题。中国宗教学完全可以展开对这一问题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也应该在大学教育中有相应的课程。在理论界、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我们一定要提高上述研究的学术水平和理论质量，应以我们的学术实力和研究功底来赢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钦佩，形成中国特色宗教学研究包括无神论研究的国际地位及声誉。

而在思想意识层面，非常明确地强调共产党应与宗教作斗争、与有神论划清界限的则主要是列宁的相关论述，但其理论前提是当时宗教存在的社会处境，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仍然清楚表明：“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呢?我们为什么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呢?”也就是说，列宁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没有在党纲中公开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二是允许宗教信仰者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究其原因，列宁虽然旨在从思想、认识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对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方法的列宁而言，也仅是一种浅层次的解决办法，因为他意识到仅靠书本、说教并不解决根本问题。为此，列宁进而强调，“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因此而‘从理性出发’，离开阶级斗争抽象地、唯心地来提宗教问题，……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束缚。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么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为重要。”当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同样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宗教存在的社会处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党的社会地位也出现了根本变化，即已经从推翻旧社会的革命党变为领导建设新社会的执政党。这样，既然我们在对中国社会经济这一基础、根本问题的认识上都已经取得了突破，都已经允许与之关联的私人企业家入党，那么就更没有必要纠缠在有神、信教这种思想认识问题上;在我们看来，全力以赴“带领信教群众积极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则远要比这种思想梳理、思辨之究更为重要，更加迫切。

四、一点思考

如何更有效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关键在于争取人心，掌握人心，而这种“暖心”工程则需要我们在民族、宗教界有一支我们信得过、靠得住、用得好的骨干队伍。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环境中，虽然仍然存有共产主义思想与宗教意识的差异，但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看，过于突出我们党与宗教界在其核心信仰层面的分歧和区别，并不利于我们与宗教界的骨干力量建立起那种“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融洽关系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及思想)相适应，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在此，不同信仰层面的区分，使各自能有机共构、求同存异，由此而不把自己逼到理论认知的死胡同、形成与其他信仰非此即彼的截然对立，仍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此外，我们也可以好好研究并借鉴国际共运和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与宗教关系的举措及经验，从而在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能够比较慎重地对待我们执政党与宗教的关系。的确，在深化思想理论认知的意义上，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宗教意识形态、宗教价值观等信仰教义方面有许多难达一致的问题，对于这些棘手问题如果我们暂时还不能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办法，至少我们可以对之加以搁置或回避，采取“不争论”的方式来绕过这些容易导致矛盾或纷争的问题，留待以后去根本解决，而没有必要在当前就硬去触动和解决尚难彻底解决的相关问题，刺激和激化这些敏感点、使矛盾复杂化并引起本来没有必要的冲突。我们应该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在当前众多社会思潮中的引领作用和主旋律作用，是领导、指挥、引导、领唱，形成和谐之音、共同合唱，而不是包打天下、孤自独唱。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团结广大信教群众与我们同心同德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宗教界在今天的社会服务、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等社会建设上发挥其最大限度的作用，共同且积极参与促进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尽早实现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们的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应在这种积极引导和努力促进上下功夫、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