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一体：佛教的学术研究没意义吗？4

三、学者的学与修

近年来，关于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是否有修的问题，也是一直受到某些人议论的一个热点话题。自从佛教被西方学者纳入学术研究范围后，成为了一种纯学术的东西，变得与物理学、文学一样，成为一种专门供人研究的学问。学者将大量的时间花在看资料上，和做人已经没关系了，佛学研究只注重在“理”字上。佛教的学术化使佛教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于是“当今不少学者在研究佛法时确有不能解行相应之通病”，学术研究人员轻视信仰，“把佛教当成纯哲学、纯知识来研究，强调所谓研究的客观公正性，没有处理好学佛与佛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人进一步指出，“（此）问题关键主要看初发心，这是教界与学界佛学研究的分水岭。学术界偏重于知识、理论、思想体系的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佛教名相、历史、考据等方面，把佛学研究本身看成是终极目标。这种研究佛法的目的与古德有本质的区别。古德从未把佛学研究作为终极目标，而是看作一种方便与手段，使之为修证实践服务。换言之，古德们不仅从理论上研究佛法，而且更强调从实践上体证佛法。”正因为如此，很多学界的学者研究佛学的通病是能说不能行，对宗教经验更是无能为力。对这种说法，学界一直没有出来加以说明或澄清，但是由于这种说法关系到学界的研究成果的评判问题，我自己认为，还是有必要加以讨论的。

众所周知，20世纪以后，在中国形成了政、教、学三部分力量，特别是到了50年代以后，此三种力量一直成为中国宗教中的一个特有的存在模式，“政”是政府，负责对宗教进行管理与服务的部门，“教”是宗教界，“学”是学术界。这三部分是同时并行，互不隶属的，他们之间只是一种平等交往和学问上交流的交叉关系。如果按照宗教界所说的学与修的关系来讲，那么只要是从事与宗教有关的人，都应该有学和修这两种情况，因为宗教需要体验，管理宗教与服务宗教的部门同样也要了解宗教才行，所以不管是研究宗教还是管理宗教与服务宗教的人，除了要学习宗教以外，还必须要有宗教体验。否则就无法体会宗教界的宗教感情。

宗教作为一种学问，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的学术界开始独立于宗教界之外，则是始于20世纪上半叶，但是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这时从事佛学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学者的个人兴趣使然。真正有影响的还是一批以居士身份来出面研究佛教的群体，如著名的支那内学院的居士学者。宗教有四要素，信仰是四要素之一，居士是信仰者，是佛教四众之一，也是佛教的护法，他们有学有修，因此对他们来讲，似乎不存在一个“修”的问题，他们所从事的“学”，虽然是一种学术，但这是为了弘扬佛教而作出的另一种努力。用佛教的话说，是属于“文字般若”，以文字来布施。50年代以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培养人才的需要，从事佛教研究的人则更多的是来自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外人士，这些人没有宗教信仰，确实是将佛教作为一种纯学术来看待，而且自认为其研究成果是“客观公正”的。学术界里经常在说“进得去，出得来”，其意思是说，研究佛教既要深入其里了解它的内部情况，同时也要跳出来，站在圈外来客观性地看待佛教。此犹如“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但是一些佛教界人士并不这样认同，他们认为，没有体验，就不能把握住宗教的内涵，正如太虚大师所指出：“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

问题是，学者的研究是不是需要有“修”的体验，有没有“客观公正”？佛教虽然是宗教，但是没有信仰的人来研究它并不是不可以，因为学者是将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看待的，他们研究的目的，就是想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来说明历史。佛教是人类文化与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一步，此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既然佛教在人类历史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对它的研究必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必要的，更是全面的。所谓的“客观公正”，是要以一定的历史事实来说话，这些历史事实，有的是依靠经典文字的材料，有的是依靠考古发现，有的是靠田野调查而获得的，并且在这些丰富的材料基础上，最后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来。例如，过去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唐代密宗的历史很快就衰落了，但是由于法门寺的文物发现，这一种观点也许会得到不同程度的修证。又如，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没有发现之前，关于禅宗的历史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几部灯录和一些碑文，之后，由于藏经洞的大量资料发现，禅宗的研究开始有了重大的改变，仅一部《坛经》，就已经引起了许多看法，这些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史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即使是教界人士也会有多少认同，而且这一部分研究成果，并不需要有修的人才能完成的，它只是在已有的材料基础上，通过科学地分析和归纳后，作出综合判断，不能说它没有客观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