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如草芥的华人胶工
如果说,越南之旅让易中天窥探到历史深潭的幽暗难测,阿丘则因马来西亚之行对家人的隐秘伤痛感同身受。
上中学时,阿丘从亲戚那儿听说了一个让他震惊的秘密:自己的外婆不是亲外婆,只是母亲的养母,而真正的外公外婆早已在多年前死于马来西亚。据说是因为当了“叛徒”,而被人处死。
阿丘曾问过母亲此事来龙去脉,被母亲用“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一语带过。
最初阿丘被节目组邀请做《客从何处来》的嘉宾时,他很犹豫要不要答应。他放不下疑问,但又担心重提此事会伤害到母亲的感情。最终答应拍摄后,他仍开不了口跟母亲提问。
编导谢琳于是绕过阿丘,去了他父母家拜访。阿丘母亲听她说明来意后,最终开了口,第一次详细说出她所了解的情况:
当时父母带着他们兄妹四人,住在马来西亚橡胶林里,靠割胶、种地为生。1950年8月的一天晚上,5岁的她回家时看到一群手里拿枪的人包围了她家的小屋。他们把她拦在包围圈外,不让她进家,她吓得一直哭。不知过了多久,那些人终于离开。她冲进屋里,桌上煤油灯亮着昏黄的光,饭菜整齐摆好,但父母都不见了。至于他们是不是叛徒,被谁杀死,她也一无所知。
谢琳去了马来西亚找线索。她花了三个月在马来档案局、警察局、图书馆搜资料,也没看到任何关于阿丘外公、外婆的生平信息。但她留意到另一个现象——在阿丘外公外婆被杀前后的六个月里,他们生活的彭亨州一份报纸就报道了11起华人遇害事件,这些人的死法和他们遇难的情况十分相似,都是在村子里、在橡胶园里,不明原因地被杀害。其中有9起是游击队所为,有2起是英政府保安队所为。报纸并没有提及27位遇难者的姓名,他们被统一称为“华人”。
据马来华人历史学者何启才分析,出现这种情况和马来当时动荡的局势有关。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想争取马来独立的当地游击队和英国殖民者之间交战不断。大量从事耕种、割胶等工作的底层华人,成了英政府和游击队之间的夹心层。两方都用威胁手段逼华工帮忙,一旦华工帮了其中任何一方,又会被另一方施以惩罚,很多人因此丧生。“你的外公外婆有可能就是这样被滥杀的。”何启才对阿丘说。
阿丘原来认为外公外婆之死是一件蹊跷的事。但报纸上那一起起华工被杀的新闻告诉他,这种惨案在当时有多么普遍。站在外公外婆曾经工作过的橡胶林里,阿丘泪如雨下。
这趟马来西亚之行,还让阿丘第一次见到了姨妈一家人,这也解开了阿丘心头的另一个疑问:为什么当年出事后,外公的四个子女中,他妈妈和两个舅舅都回国了,唯独姨妈一人留在马来西亚?
他的表哥、姨妈的儿子向他吐露实情:当时姑婆没有钱把所有孩子都带回国,只好把其中一个卖掉换了路费。那年姨妈只有11岁,在27岁遇到后来的丈夫之前,一直经历坎坷。即便如今早已过上安宁生活,她依然不时被抑郁症纠缠。
阿丘回国后,把一切告诉了母亲。3个月后,阿丘的母亲飞去了马来西亚。这是父母遇难64年后,她第一次回马来西亚。
2014年3月,阿丘的母亲和姨妈,这两位久别重逢的老人,像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走在马来西亚街头。
历史的舞台上,我们都是临时演员
除了隐秘伤口,历史中也藏着稍不留心就可能错过的心意。比如,这次参与《客从何处来》的拍摄后,易中天才知道,他小时候天天泡的湖北省图书馆里就藏有曾祖父写的书:《太平草木萌芽录》。他的曾祖父希望此书能成为教育后人的教材,还在书里写了对后人的期望:“自叙平生至愿,荣华富贵皆在所后,惟望子孙留心正学,他年得蔚为名儒。”
寻根之旅结束后,67岁的易中天立刻开始埋头写新书:“我要好好努力,不能让太爷爷失望啊。”
曾宝仪的感慨,则让平凡的大多数更有共鸣。
曾宝仪的外公曾在国民党铸币局工作,1949年渡海去了台湾,之后几十年都和家人分隔两地。曾宝仪跟着节目组去了外公的老家江苏淮安。在那里,她见到了外公的弟媳,她的四外婆。四外婆告诉她,因为外公的关系,文革时,家里人都受到批斗,连外婆的小脚母亲都被迫戴着帽子游街。
“我跟你说的这些,你回去可不要告诉外公啊,他知道了,心里不好受。”曾宝仪听到这句话,痛哭失声。“爱我们的人会希望我们往前走时带着爱,而不是仇恨与愧疚。”
了解其他几位嘉宾“家史”的曾宝仪,曾经感觉自己家族的故事太平凡:“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几个嘉宾的祖先要一起拍一部叫做《建国大业》的戏,可能他们的祖先都是有台词有特写的人,而我的祖先就是这戏里的临时演员。”
但在寻根的过程里,走过长辈们曾经踏过的土地,她又发现,那些排山倒海、涌上心头的情绪是如此真实。“我心想,不就是这一个一个在主流史料中没有脸孔、没有名字,甚至连最亲的家人都未必了解多少的人们,经历过许多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又切切实实地活过的人们,加在一起,才成为历史的洪流吗?没有千千万万的临时演员,也成就不了任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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