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推测：《心经》非佛说乃玄奘撰写2

那体慧考察了现存汉译《般若心经》的源流，认为早于玄奘的译本《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亦并非出于鸠摩罗什之手，早期的中国经录都将与《心经》相关的经文列为“失译”或“别生”，推论其“出大品经”，直到唐智昇的《开元释教录》（编纂年代为公元730年）才把《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判为罗什所译，其实是误判。依据玄奘传记，他在四川获授《心经》约为公元618-622年，而印度现存梵本《心经》注则出现在八世纪左右，明显晚于玄奘译本。

由此，那体慧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般若心经》最早是从《大品般若》（现存梵本出于吉尔吉特，经比较，与汉译本基本对应）中抽取一些段落，再回译成梵文，而回译者就是玄奘本人！此外，不空亦可能与此事有关。

另据台湾清华大学陈淑芬女士在《三部梵语佛典的汉译技艺》中的研究和统计，罗什译《心经》与玄奘译《心经》的相似度达到92.4%，证明两个本子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似非偶然，这也从另一方面佐证那氏的猜测并非无稽之谈。

那体慧的论文十分引人注目，发表后引起争论，但并未被学界普遍接受。如日本学者福井文雅（1934- ，著有《般若心经の历史的研究》，1987年；《般若心经の总合的研究——历史·社会·资料》，2000年），他以研究《般若心经》著称学界，就不同意那体慧的看法，指出依据敦煌经卷及正仓院文书和唐代经录，《般若心经》在唐代并不略称为“心经”，而是称作《多心经》；法成（Chos-grub）所译大本《般若心经》亦如此。“多”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略称，而具有《心经》经题的经典甚多，为便于区别，遂保留“多”字。梵文经题中有hrdaya一词，该词有咒文、真言、陀罗尼等义，所以《多心经》即表示“以般若波罗蜜多的密咒为中心的经典”。而在唐宋时代，《般若心经》是以密咒为中心，重点在经文的后半部分（参阅福井论文《般若心经观在中国的变迁》，载《敦煌学》第六辑，1983年台湾敦煌学会版，17-30页）。卢陶斯（Dan Lusthaus）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中，则根据圆测与窥基的两种《心经》注疏，认为当时可能有玄奘和罗什之外的汉译本《心经》，并以此驳斥那体慧的主张——罗什并非玄奘以前的《心经》译者，罗什译本应是玄奘之后所出而被误判为罗什所译。

2004年，以研究中古时代中国俗文学，特别是唐五代敦煌变文闻名的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1943- ）用中文发表论文《〈心经〉与〈西游记〉的关系》（载《唐研究》第十卷，45-64页）。文章同意那体慧的观点，并着重研究《心经》与《西游记》的关系。他考察了慧立和彦悰所写的玄奘传记中的一小段传说，S.2464号卷子序文中描写玄奘到印度取经以及虚构情节被加入的可能过程，从中看出玄奘、不空、观音菩萨、《心经》和《西游记》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在《心经》序文之后，有关玄奘的传说得到进一步铺陈，如宋代《太平广记》卷九二《异僧六》引李亢《独异志》和刘肃《大唐新语》，说玄奘于武德年间（618-622年）出发往印度取经，至罽宾（克什米尔）时，有一老僧口授《多心经》给玄奘，并嘱其背诵。玄奘一路不断背诵《多心经》，终于平安到达印度，取得六百多部佛经，此即以后大家效法玄奘，人人背诵《心经》的起源。

以上说明《广记》一方面继承了（取经）故事的基本脉络，另一方面却是朝纯小说传奇的方向发展。至南宋到元朝初年，出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使玄奘取经的故事向小说演义又跨进了一大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唐三藏、孙悟空、沙僧和许多脍炙人口的情节，如王母娘娘瑶池蟠桃大会，女儿国等都出现了。《多心经》则变成玄奘由印度回程，经过十个月到达盘津国地名香林市时由一神僧传授，玄奘与其伴侣回到长安后又将此经面呈大唐皇帝。从中可以看出《心经》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甚至可以说，《取经诗话》所讲的就是玄奘前往印度寻求《心经》并将之献给皇帝，从而使佛法得以在大唐兴盛的故事。

梅维恒的论文附有详细注释，列出中日文和西文参考书目，并利用在京都大学访学之便，得到福井文雅教授等日本学者的帮助，还咨询了对《西游记》有深入研究的余国藩教授，内容翔实。美中不足的是忽略了上文提及的陈寅恪先生1930年发表的论文。陈先生文篇幅不过三页，但对S.2464号卷子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梅氏文中涉及的问题，如《心经》与不空的关系、《西游记》故事的来源等等，陈文均已讨论。陈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此本心经序文，历叙姻缘，盛谈感应，乃一变相之冥报传。实考证玄奘取经故事之重要材料，殊未可以寻常经典序文目之也。”远见卓识，令人钦佩。

诚如梅维恒所强调，从出现在S.2464号卷子序文中的极微型小说到明代完全成型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自然有无数奇妙和世俗的材料融合其中，但是，无论小说的内容如何丰富，仍然可以把《心经》视为《西游记》的中心。余国藩所撰《朝圣行-论〈神曲〉与〈西游记〉》曾引《西游记》八十五回三藏与悟空的一段对话：

“【师父，】你把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早又忘了。”三藏道：“我记得。”行者道：“你虽记得，还有四句颂子，你却忘了哩！”三藏道：“哪四句？”行者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三藏道：“徒弟，我岂不知？若依此四句，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说了。心净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差错些儿成懈怠，千年万载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诚，雷音只在眼下。”

余先生认为：在《西游记》全书中，三藏师徒往西天取经的旅程就是修心的过程。这是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新儒学的思想家从朱熹到王阳明，从邵雍到罗钦顺、高攀龙，以及焦竑等，都曾大力倡导修心。佛教的禅宗也戮力强调一个“心”字。新儒家与禅宗主张的修心之道，都可以在《西游记》中发现。民间传统或《西游记》前本以至百回本《西游记》中的唐三藏，都受《心经》的教诲，说明西行求法如果要想诸事顺遂，成就果业，仍然必须随时仰仗“心”之济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