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旺寺泥塑佛像残损的寺院里深藏的辉煌艺术3

我们应该注意到桑耶寺在前宏期和分裂割据时期佛教寺院建造领域具有典范性的地位，它象征着佛教在藏区的复兴与繁荣。1055年建造的尼塘寺无量寿佛殿内塑造了3种造像样式，其中的2尊菩萨的服饰与艾旺寺东配殿（无量寿佛殿）的造像风格样式一致，只是长袍面上的团花装饰图样的表现采用了线刻手法，腰带串带上的兽面与艾旺寺东配殿泥塑上的串带图样一致。1081年始建的扎塘寺中也聚集了3种造像风格样式，据《扎巴恩协及吉祥五具扎塘寺源流——善业福田》（下文简称：《扎塘寺源流》）记载，扎塘寺主殿建筑分3层，分3种样式，即藏式、汉式、印式风格，壁画、造像样式也采取了与建筑风格相对应的风格，其中底层的造像样式为藏式风格。杜齐教授考察扎塘寺时并没有提到汉地风格的存在，我们可以在保存较为完好的扎塘寺底层佛殿壁画上可以看到这3种风格样式存在的证据，中心左侧壁画上的供养人的刻画完全是较纯正的汉地绘画风格，而从佛像的面相塑造手法和近似于摩尼珍珠的宝冠上可以看出波罗王朝艺术的痕迹。

艾旺寺的造像（图片来源：资料图）　　

桑耶寺邬孜大殿的第一层塑有藏式佛像，第二层塑有中原汉地造像样式，第三层塑有印度佛像式，这一布局特点早已被藏学界熟知。当时在桑耶寺中塑造3种不同样式的佛教造像，体现了弘扬佛法的精神和佛教宽宏大量的底蕴，不同风格的造像汇集于一处，满足了不同的审美趣味。尤其是桑耶寺在建造过程中曾受到苯教徒的强烈阻止，因此当时的赞普赤松德赞独具匠心地向雕塑艺人加·蔡布坚提出了塑造藏式佛像的要求，赞普认为“如果塑造与藏人装束打扮一致的造像，定能使信奉黑教（指苯教）的吐蕃臣民归顺于佛教，根据旨意，从舅臣（为了参考造像的装束，聚集吐蕃的臣民，塑造父性佛）中挑选了帅气的布达措、唐桑达略、玛赛贡作为模特；塑造佛母，挑选了（身材优美的）觉如拉布曼做模特”。显然，在文字语言不够普及的社会阶层里，利用壁画和造像的直观视觉传播佛教应该是首选的最佳方式。吐蕃赞普便采用了藏式的造像样式并通过图像的亲和力来打动和吸引民众，使人们主动地接近和了解佛教教义，并对佛教逐步产生一种依赖心和信任感。有文献载，大昭寺初建时赞普松赞干布也提出过借助苯教的一些视觉艺术表现形式来宣扬佛教教义的建议。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清楚几点：一是赞普要求塑造“藏式佛像”的原因；二是最初“藏式佛像”的塑造方法：三是吐蕃时期上层人士的服饰样式确认等。当初，赞普赤松德赞从众臣中挑选帅男美女作为模特而塑造桑耶寺里的“藏式佛像”时，参照吐蕃臣民的服饰塑造了佛像。而“藏式佛像”的衣着具有明显的大食或萨珊王朝服饰的特点，这是有原因的。吐蕃时期其文化的最大特色是开放性和开拓性，服饰方面自然深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尤其是大食在吐蕃时期被誉为财宝的源泉，因此穿着大食的服饰很有可能被看做是富贵的象征。这种服饰在吐蕃王室家族及上层社会中流行的事实可在藏区早期壁画、雕塑和敦煌吐蕃时期的壁画中出现的吐蕃赞普及侍从的装扮上得到印证。壁画中的赞普和随从们均穿着典型的萨珊服饰。萨珊服饰最初源于伊朗萨珊王朝，传播至唐朝古都长安及古丝绸之路上的于阗等周边地区，俗称“胡服”。“胡服”成为了吐蕃本土化了的佛像服饰，而且是作为吐蕃上流社会的服饰转化到佛像服饰的，这一举措最初的用意显然在于借用吐蕃贵族阶层高贵地位的同时，以消除外来佛教造像对藏民的陌生感，加强佛像的亲和力，改进佛教在藏区的传播手段。从此之后佛教在吐蕃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

穿着“胡服”的佛教造像在藏区的诸多泥塑、金铜佛像遗存中被发现后，引起了很多猜测，有学者认为是汉地佛像的影响，也有认为是于阗风格的造像，更有学者认为是中亚佛教造像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便是《巴协》（尤其值得关注《巴协》的另一版本《哇协》）中所记的藏式佛像。我们看到，多数国家和民族在佛教传入之初，采取了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因势利导的措施，必要时改变佛像的外貌样式来达到当地人迅速接纳佛教的目的，了解这样一种传教方式，也就不难理解吐蕃社会出现藏式佛像的原因了。

从现存的泥塑遗迹来看，艾旺寺仅存的3间殿堂遵循了3种不同的造像风格样式，按藏族人的习惯性方向来说：第一殿（东配殿）为坐东朝西的无量寿佛殿，第二殿为坐南朝北的中心殿，第三殿为坐西朝东的降魔殿，其中第二殿里的彩塑像遵循了中原汉地瓒檀觉吴的造像样式；第三殿遵循了东北印度波罗王朝的造像样式；第一殿（东配殿）彩塑像的服饰样式与玉如一扎塘寺底层壁画和泥塑、尼塘卓玛拉康无量寿佛殿中的2尊着长袍的菩萨像、比多摩崖石刻以及芒康毗卢遮那殿等中佛像的服饰样式几乎一致，这种服饰样式正是吐蕃王朝时期上层社会中流行的中亚服饰，也是“藏式佛像”的典型服饰。因此笔者认为艾旺寺东配殿中的泥塑造像样式应属于早期藏式佛像风格类型。

自桑耶寺建造以来，藏区的很多寺院庙堂承袭了塑造3种不同样式造像的习俗，如玉如扎塘寺（建造于公元11世纪80年代）、尼塘卓玛拉康（又称沃尔祖拉康，建造于11世纪中叶）等。在笔者看来，公元11世纪佛教在藏区已经扎根，正值大兴建寺修庙的一个特殊时期，此时，修建这种3种样式集于一处的布局用意不外乎是体现其所建寺院的完整性和丰富繁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艾旺寺东配殿和中心佛殿内尚存的佛像面相和衣褶塑造手法不难看出，这是同一组雕塑师所塑造的不同风格的造像，其硕大的脸庞上塑造扁平的眉弓和塌陷的蒜头鼻全然不是东北印度波罗王朝造像风格特有的高鼻梁、尖鼻头的样式，因此，笔者难以接受此前有学者提出的“波罗面相”或“帕拉面相”的结论。雕塑师们是吸收了印度波罗王朝和中原唐宋时期的造像风格特征，不过在此已经地方化了。因此细节塑造和饰品图案上的拆装清理不应再是认定其风格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