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被误读：“人间佛教”非“人生佛教”2

“人间佛教”过重人本之忧：“以人为本”变“过重人本”

可见，太虚大师的佛法路线是在纠正时弊的同时，将大乘佛法向来的圆满体系，结合此时、此地、此人的考察，以契合时机的方式向现代社会作出重新的说明与倡导。

“人生佛教”的体系是完整的，但尚未得到全面铺展和付诸实践，太虚大师就舍报西迁。此后，“人生佛教”以“人间佛教”的名义得以传承。但在数十年的实践中，有心人不难发现，“人间佛教”的思路也存在对“人生佛教”的片面截取，从而衍生出“过重人本”的某些问题。

一方面，“死”的佛教、“鬼”的佛教的功利诉求并没有因“人间佛教”的提倡而削弱；另一方面，佛教世俗化之风却有不可遏制的趋势。后人但闻“人间”，便极易降格为有人间、无佛教；但闻“落实于伦常日用”之语，就重又沉溺于伦常日用的繁杂而忽略禅悟实证、洞察缘起的修学。

过重人本，是从佛法核心上忽略佛教的崇高性和神圣性，使佛教扭曲成以佛教为存在形式，以满足人间性需求为目的宗教。佛教成了人间的点缀，只负责打造人间善法。适用于世俗的部分得到认可，超越世俗的部分则被有意无意地隐去，或直接删除。佛教的法义、精神、传统在佛教文化、小资佛学、哲学理性、诗对酒茶、心灵鸡汤、花前月下的裹挟下，逐渐尘覆光黯，甚至沦为世俗的包装与修饰。佛教的圣物、圣地、圣迹等一切实体资源皆被经济名利的目的包围，深陷挟佛敛财的恶潮而岌岌可危。消费佛教信仰，消解佛教神圣，对佛教信仰作物化资源掠夺的情况愈演愈烈。佛教信仰的纯净性与独立性在似是而非的“法义”传播和鱼龙混杂的生存环境中步步跌落。光照人天的大乘风范、慈悲喜舍的菩萨精神被俗化为一团和气，使佛教要时时以俗化、矮化面目示人，要以讨好世俗来给“随许世俗”、“恒顺众生”作注脚。过重人本，并非以生命的根本需求为本，而是在佛教的名义下，落入以贪嗔痴烦恼为本的陷阱。过重人本，已然背离了太虚大师“以佛乘为信者归宿”的本旨。

四十年代佛教线路之争

事实上，太虚大师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对“过重人本”的问题有所警惕并进行了剖析。这一批评，由印顺法师撰著《印度之佛教》所引发。

1942年，印顺法师将《印度之佛教》寄予太虚大师写序。本书的完成实际上已展开了与太虚大师不同的立场与思路，可看做“人间佛教”之发端。对此，大师提出了观点鲜明的批评：“原著以《阿含》‘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片言，有将佛法割离余有情界，孤取人间为本之趋向，则落人本之狭隘。但求现实人间乐者，将谓佛法不如儒道之切要──梁漱溟、熊子真、马一浮、冯有兰等；但求未来天上乐者，将谓佛法不如耶、回之简捷；而佛法恰须被弃于人间矣。”（《再议〈印度之佛教〉》）

他明确反对“理性主义”下的佛学研究，认为印顺法师之作“陷近锡兰之大乘非佛说或大乘从小乘三藏紬译而出之狭见”，指出大乘佛法是从佛陀果证发挥出来，而非“人为悬想记度从小乘声闻教法发展出来”。从根本上看，“发展说”实质上导致了“大乘非佛说”的结论，表面“特尊龙树”，而实质亦不能完全宗奉，故印顺法师所说的“人间佛教”有严重的“将世间相混为出世间的倾向”，“过重人本，使宗教信仰不高超”，是“佛教与儒家思想的混淆”，是佛教流行过程中世俗化现象的根源，可谓温和版“大乘非佛说”。

太虚大师亦坚决反对印顺法师以马鸣菩萨所在年代不见《大乘起信论》广泛流行为由，而疑此论是汉人托马鸣菩萨之名编写的观点，以“护法论师将《三十论释》隐而不传，直待玄奘乃广为传播为喻，例证《起信论》在《中论》之前，法界宗在法空宗之前，大乘在小乘部派发展之前已然弘扬”。

太虚大师指出印顺法师思想的真实来源，并非特尊原始佛教而得其纯正教义，却实际是佛儒思想的混淆。“注重人世，应为中国之特性。但近人汪少伦说‘中国过重人本，不唯神，使宗教信仰不高超；不唯物，使自然科学不发达，为近代濒危之病根’，则过重人间，而下基无边众生，上仰最高佛陀，适救儒术之隘，足以充实国族之精力。”（《再议〈印度之佛教〉》）

太虚大师的论议作于圆寂前四年，可看作其晚年定论，但影响力远非“人间佛教”更大，后者几成“人生佛教”之嫡传而风行时下。大师所预见的“以世间与出世间相混”的佛教世俗化问题今日时时发作，“佛学研究”或成“有学无佛”，“人间佛教”或成“佛弃人间”，这难免令人心忧！

大师在《佛乘宗要论》里写到：世间善法须以出世善法为本。而“人间佛教”则令出世善法近乎屈膝于世间善法。过重人本，是过分强调人的自见、自是，使宗教信仰不高超，执实有者亦将难以合乎佛法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