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与坏人

那天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谈到了做好人还是做坏人的问题，虽然说了很多，但依旧没有什么结果，原因大概是做好人和做坏人都不容易。做好人可能吃亏，也会受到伤害；做坏人也会受到社会舆论和自己良心的谴责。
    当我们想到做好人时，也许会想起来雷锋，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品质，“学雷锋，做好事”也成为一些“好人”的自谦之语。在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具体的情境下当然可能实现，但在整个生命的长河中，于逻辑是无法达到的。另外，从逻辑上讲，坏的反义词应该是“不坏”，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好人时，往往是用于表示他身上的一些可贵的品质，而多数人是无法永远保持的，因此这里所说的“好人”作为“坏人”的反义词，只能是“中人”，或者说“不坏的人”。
    人的本质属性是自由。自由首先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说“冲动”，既可能行善，也可能作恶；而善恶只有从他最终做出的选择中进行判断。因此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存在一定问题，只有对于理性的自由人才能谈善恶。法律多数情况下不会惩处胁从犯，因为他的行为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法律也不会惩处儿童的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是建立在理性选择的。所以，对一个人好坏的评价就应该建立在对他的自由和理性的承认基础上。
    那么什么是好人？好人就是能做坏事而不做。举个例子，很多大学生高中阶段很乖，刻苦学习，一到大学就沉迷于网络游戏、及时行乐，荒废学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原因就在于，高中阶段的生活看似循规蹈矩，实则逼不得已，家长、老师的压力，还有高考制度的鞭策，他们所做出的“善行”并非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做坏事的道路被堵死，只能做“好学生”。一旦进入大学的宽松环境，没有了外在的压力，就“自由”了，选择了“作恶”。
   上面举的例子说明，失去理性的自由是难以保障一个人选择做“好人”的。很多大学生高中阶段由于强烈的压力被迫作出的选择，并不是建立在对教育和人生的理性认识上，学习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任务，没有附着多少自己的自由意志。再比如，一个久居山村的农民和驰骋商场多年的商人，谁更讲信用呢？有人可能带着“无商不奸”的先入之见，认为农民肯定更讲信仰。其实不然，农民确实比较淳朴，而那种信用完全出自天然，而稍稍加以诱导可能就会变心，很多去大城市打工的农村小保姆开始很好，后来变得爱打扮、虚荣、爱撒谎，正是这个原因，因为她们以前不知道这些。相反，由于商人熟悉商业规则，形成了商业道德，深知诚信对于商业生命的利害关系，多数会讲信用。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农民的选择是“只知为善”，但不代表他们在有机会作恶的时候还会坚持；而商人则往往可以作恶而选择不做。
   商人为什么不作恶？主客观原因都有，主观的，利害的审慎权衡，道德与良心，情义等；客观的则多半是法律和制度的限制。主观原因取决于个人，往往是偶然的，情随事迁；而社会所要做的就是在制度设计上使其无法作恶，将制度融入个人的理性之中，成为行为理由的一部分，这就是实践理性。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就是承认并尊重人的自由与理性，在此基础上，让人为善，即做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