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的乡村医生,却有不美丽的生存境况
“我们是复合体,是全科医生。外科需要我们处理伤口,内科不舒服了也需要我们处理。不像大医院,有上下班时间,我们是24小时服务。”来自贵州黔东南州凯里市大风洞乡黎山村卫生站的朱桂林,在6月30日,由中国红基会举办的“乡村医生培训计划”座谈会大吐苦水。除了为村民们看病,朱贵林和卫生站的同事们还要承担起负责计划生育、妇幼保健等大量的工作。尽管做了这么“一大批事”,朱桂林和同事们每月却只能拿到100块钱的补助。
“我们确实太累了”
“我觉得我们太累了,确实太累了。”朱桂林的讲话得到了来自其他地方的在座乡村医生的认同和呼应,来自广西柳州市柳江县进德镇三千村卫生站的罗丽军直言不讳地认为,乡村医生承受地已经太多了。罗丽军说三千村卫生站的医生每天至少要看20名病人,“还要向病人解释病症,还要教他们怎么预防,还要发放预防接种表,还要开会、防治精神病人……”
来自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县清三营乡“博爱卫生院”的杨希宏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村子是县城中一个比较大的村,各种疾病也比较多,但是在卫生院中,仅仅有5名医生,工作量非常大。“而我们的医疗知识却很浅薄,并不能对老百姓进行很好地治疗。”
尽管工作很辛苦,村医们也愿意去承担一些额外的责任,但微薄的的工资收入让村医们找不到平衡。“我们都希望做雷锋,但我们不希望做生活不下去的雷锋。”朱桂林坦言。
田蕊是湖南省湘西自治洲保靖县昂洞乡卫生院院长,昂洞乡卫生院的21个乡村医生负责14个行政村。她告诉记者,这些乡村医生们的生活真的很苦,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妇幼保健、宣传教育、健康教育的事情都在做,但他们的待遇是每年只有1000块钱。“他们的药品很多,因为没有卫生室,只能将药品放在家里。实在放不下,就放在吃饭的碗柜里,用来做药柜。”
最让乡村医生们痛苦地是,就算他们愿意做“雷锋”,他们这个群体的“雷锋”并不能得到村民的尊重。“‘乡村医生’现在说来是很好听的,但是在我们当地乡村医生,那也就是说你就是一个能给猪、牛打针的人,并不是说你是一个真正的‘乡村医生’,老百姓上你这儿也就只是拿药,治头痛的病而已。”朱桂林说。
另外,乡村医生们还面临着“老有所养”的困境。来自江苏宿迁市宿城区古城街道楚苑卫生站的庄雅林希望,乡村医生至少可以和民办教师享受到同等地待遇。“早在30年前,中央就颁布过一个解决乡村医生待遇问题的24号文件,但现在我们等了30年了,这个问题一致没有解决。”庄雅林今年58岁,在医疗卫生系统已经工作了38年。
带来希望的乡村医生培训
几年前,贵州从江县拥里乡大塘村的乡村医生李春燕也很窘迫,她有两个很实际的梦想。一个梦想是在大塘村里建一个卫生站,因为村子里并没有卫生站,她的家就是卫生站,她的睡觉的房子就是她给病人看病的诊所和病人的病房;她的第二个梦想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参加乡村医生培训,提高业务水平,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现在,李春燕的梦想实现了。
2006年5月,中国红基会推出了“乡村医生的培训计划”,四年来,与中国乡村医生培训中心及多所医科大学合作,共同举办了14期的乡村医生培训班,到目前已累积培训乡村医生1400名。“李春燕的梦想也是促使我们开展乡村医生培训的一个动机,一个动力。所以当时我们就推出了一个乡村医生培训计划。”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谈到推出“乡村医生的培训计划”的初衷时说。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当时花了10万块钱帮助李春燕在大塘村建立了博爱卫生站,而她也成为了首期乡村医生培训班学员。“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与技术,比如像一些糖尿病、高血压、健康教育、妇幼保健、传染病等等的预防和处理的方法,合理用药这些方面的知识,对我们乡村医生很重要,还有医患关系的沟通,让我更好地学会怎样去处理好病人,更加认真负责的对待每一个病人。”
参加座谈会的乡村医生都参与了“乡村医生培训计划”,朱桂林、罗丽军、杨希宏、田蕊都认为这种培训让自己受益匪浅,让自己“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面。”
两个梦想都实现了的李春燕的整体状况并不比其他的乡村医生好多少。目前,大塘村建博爱卫生站只有李春燕和她的父亲,及她的同学三个人,而他们所服务的村民也有3000多人。李春燕说她明白她的工作对于村民的意义,但他们的工作真的很累。“我们一天在大塘村一天24小时,晚上半夜都要起床,因为我们没有上班、下班的时间。我们每天接诊的病人最少都要20几个病人。”
李春燕的丈夫原来是在信用社上班的正式员工,由于李春燕忙得顾不得家,现在丈夫不得不辞职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和老人。“他现在承包了一片果地搞种植,再过几年,我们家会慢慢好起来的。”有专家戏称,李春燕的这种方式是“以农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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