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丧葬一直讲求厚葬。所谓“厚葬”,既表现在花费上,也表现在丧葬的礼仪程式上。分为“殡”“葬”两节的丧葬,各地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极为繁琐。据《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辛亥革命前后,南京丧俗的程序竟多达近20个环节:烧轿马、易衣、打狗饼、择七单、入殓、成服、作七、题主、治丧、家奠、发引、镇堂、安葬、复山??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序背后都有着不同的礼仪。在传统乡村,这是一科专门的技艺。单以入殓一环,就要求亲人环送,将死者抬入棺,随后棺内放置黄土、石灰、炭屑、雄黄、衾、褥被、鸡鸣枕、脚炭、纸卷等物;另外尚有兜巾、暖肩、分金、收钉、上凳安位、叫好、正荐魂幡等礼节。而入穴一仪,则包括定向、暖坑、分金、安位、叫好、兜金、斗宝、掩土等等环节。
这些繁琐的程序背后,即有着国家、社会的影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纪本身即在支撑着厚葬。
丧礼真正的剧变源自清末。受西俗影响,《清稗类钞》第8册载,“光宣间,有所谓追悼会者出焉。会必择广场,一切陈设或较设奠为简,来宾或可不致赙仪”。
从西方传入的追悼会,议程大致是摇铃开会,报告开会宗旨,宣读祭、讣之文,鞠躬致礼,演说,奏哀乐等。这一意识随着西学东渐而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1944年,在延安的烧窑战士张思德不幸牺牲,毛泽东主席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所作的《为人民服务》讲话即肯定追悼会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这种肯定,在建国后成为沿袭。中央政府开始了对丧葬的巨大改革。
1950年代初,殡仪馆中首先废止了做佛事、诵经超度。哀乐代替了僧道诵经,电烛代替了香烛,蜡果代替了祭饭菜,花圈代替了锡箔纸钱,遗像代替了灵位,黑纱、白花代替了孝服,默哀鞠躬代替了跪拜磕头,公墓以顺序编号代替了看风水。
1956年4月,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及中央领导151人一起签名提倡火葬。
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对丧葬的管制更是达到高峰,僧佛道几被消灭,公开场合的诵经超度不见踪影。
文革结束一直到现在,随着国家权力的退出,乡间丧礼开始了混杂无序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