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我父亲以衰幕之年，在北京三庆园，演出了“全部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之后，就一病不起了！那年他才五十三岁。
我们家是蒙古旗人，世代当着满清的武官，所以我祖父就把我父亲送到陆军贵胄学堂，原想要他走读书做官的路，可是父亲从小喜欢西皮、二簧，以致连陆军学堂的那套戎装打扮都穿不整齐，因此同学们都叫他邋遢兵，他也毫不在意。学堂毕业后，父亲在蒙藏院得了一个小差事，最初月薪才八块钱，要养活祖母、母亲、姊姊、大哥和我一家子，可是他还要挤出钱了听戏，只要谭鑫培老板上台，不管刮风下雪，他总是脚踏钉鞋，手拿一把油布大伞，上园子买张最便宜的票子，靠着大墙坐下去过他的戏瘾。我父亲始终不曾接受到谭老先生的亲炙，他只潜心观摩谭老板的演出，这期间整整有十多个年头。那时我年纪还小，不懂得什么，后来等我年纪大了些，也懂得一点戏了，听父亲告诉我他年轻时看谭剧的心得，才知道父亲的看戏是深入的看戏，不的一般的看戏。
我父亲除了看戏之外，还千方百计的认识了谭老板的左右手——唱花脸的钱金福和唱小丑的王长林两位前辈，从他们嘴里，抄录了谭氏的剧本和学得了谭氏的身段；后来，他又向熟谙谭派唱腔的著名琴票陈彦衡讨教，尽得谭派发音方法和运腔的妙处；同时我父亲又和谭氏合作最久的杨小楼和王瑶卿结交，希图从他们那里得到片言只字，来增加自己对谭派戏的理解；总之，凡是对他学谭有利的事情，他总不辞辛苦，全力以赴，这样，“谭派名票言菊朋”的声誉，也就在北京京剧界渐渐传开了。
一九二三年，梅兰芳先生第五次在上海演出，因为王凤卿先生有病不能南下，北京有位名士就介绍我父亲和陈彦衡先生去协助梅先生演出，双方言明，我父亲的月薪是三千块钱，比他原来的月俸不知要大多少倍，我父亲为此还大费踌躇，因为那时候一个所谓官家子弟下海唱戏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况且当时正传闻我父亲要升科长，他怎么可能丢弃这个机会呢？后来，辛亏那位名士和我父亲的上司相熟，说可以设法为他请假两月，唱戏回来保他官复原职，于是，我父亲也就欣然就道了。
我父亲在上海初次演出的两个月当中，除了和梅先生合演《探母汾河湾》等戏外，也演出了谭派应工的《卖马》《骂曹》《战太平》《定军山》等戏，他老人家的戏和陈彦衡的琴，都得到了观众的好评；正当我父亲演出演的高兴的时候，衙门里忽然给他撤了差了，原来旧上司调了差事，那位新上司就以“请假唱戏，不成体统”八个字，把我父亲裁掉，于是我父亲就不得不“下海”正式唱戏了！这是他一生精力最为饱满，信心最强，也是最用功的时期，他一心想继承谭鑫培，做一个好演员。
我父亲享名之后，更加勤奋了，那时在我北京的老家里，傍晚，我放学回家，往往人未进门，就已经听见天井里一阵匀称而快速的棒打声，原来父亲和钱金福的儿子钱宝森在练把子功；有时，厢房里传来了一声声清润动听的白口：“啊，妈妈，儿子把你认下了，你可不要忘了我啊！”于是另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答道：“啊老老，儿子把我认下了，我哪里会忘了你吆！”原来父亲正和王长林的儿子王福山在对《天雷报》的词儿。到了晚上，灯下，我们兄妹二人在温习功课，父亲就在天井里调嗓练功；逢到风雨如晦的日子，他就站在檐下，我只要一听见父亲高唱“一轮明月照窗下，陈宫心中乱如麻......”的时候，就禁不住为他凄凉苍劲的歌声所吸引而不觉神往了。
有时候，我一觉醒来，朦胧中看见一个身扎大靠颔下长须的人，站在床前对我说：“唉，这孩子睡觉不知道关灯，真太阔气了！”原来父亲还没有睡，正在练《定军山》呢！估计这时间总在深夜一两点钟。有时候，我也被一阵疾风骤雨般的鼓声惊醒，原来父亲在练《打鼓骂曹》中的“渔阳三通”。父亲常说，在“骂曹”这出戏中，祢衡无端遭受屈辱，他一肚子闷气真到打鼓这一会见，才得一吐为快，也是这个人物显示才学，一露光彩的重要时刻，所以这个鼓非打的听者动容不可；父亲还说他的腕子没力，只有勤练，才能弥补这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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