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竹马”风俗考略

一 

　　唐代诗人李白，有著名诗篇《长干行》，写的是一位妙龄的少妇，对“远行”丈夫真挚的恩爱情义。她发誓在得到丈夫归来的家书后，一定从家住的“长干里”（今年苏南京市秦淮河南），跑到七百里外的“长风沙”（今属安徽安庆市）去迎接他。而两人这种深情厚爱，又源自于：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1]
　　正是这“青梅竹马”的美好境界，使无数男女倾倒，也正是此诗的深厚情谊，促使笔者对“竹马”民俗事象进行探索。
　　一、文献中最早记录“竹马”的是《后汉书》，而作为一种民俗，“竹马”的源头还要久远
　　“竹马”成语，起于李白《长干行》诗，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这并不是说“竹马”风俗就是从唐帝国开始，这一论点，也得到大部分学者认同。不过，究竟起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
　　历史文献上对“竹马”一俗的最早记载，是《后汉书》的《郭伋传》。
　　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他既是拥有治乱安邦本领的高质吏，又是能替老百姓办实事的正气官。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郭伋应诏做了边远的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牧。当他行入并州辖区内，就遇上数百儿童逢迎道路的盛况。《后汉书》上是这样记载：
　　“（郭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郭）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郭）伋辞谢之。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郭）伋谓别驾从事，计日当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郭）伋为违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2]（P1091—1093）
　　文献正史，是社会真实现象的记录。有后汉时期的“竹马”风俗的盛行，也才会有欢迎郭使君的“竹马”队伍。《后汉书》是第一次记录“竹马”的正史，但绝不能说后汉（即东汉）是“竹马”风俗的起源。
　　据农业史家考证，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发现了马，随之利用了马。这可以从内蒙古、新疆等地的崖画图像中得到证实。骑马，是成年人的行为，虽有儿童为之，但不普遍。因此，“骑马”在孩子们眼里，就成了一种荣耀，一种羡慕，进而模仿，也就产生了“骑竹马”。应该说，儿童的“骑竹马”，产生于成人的“骑马”之后。至于具体产生于哪个年代，由于资料的缺乏，难以确定。但是，把它的起源定在新石器晚期到西汉这一范围内，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
　　有关“竹马”起源于何地的问题，《后汉书》的《郭伋传》里资料，似乎已向人们指明了方向。数百童儿“各骑竹马”迎拜郭使君的并州美稷县，即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北部。“内蒙古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素以善骑而著称。马既是草原上主要交通工具，也为战争所不可缺少。儿童模仿成人，以竹代马，奔跑嬉戏”，遂成风俗。[ 3]（P555—556）换句话说，“竹马”风俗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 而不是中原以汉族为中心的农业民族。

　　二、东汉以后，“竹马”正式成为儿童的游戏方式加以提倡。同时，融入不少的人情、政治色彩
　　东汉的并州美稷县儿童骑竹马集体迎奉郭使君的故事，被录入正史后，此法得到文人的效仿。东汉之后的文献，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对“竹马”都给予了关注，出现了不少有关“竹马”事象的记载。
　　《后汉书》“陶谦传”，留有对著名人物陶谦的“竹马”行为记述：
　　“（陶）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故仓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与语，甚悦，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儿遨戏无度，于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长大必成。’遂与之。” [2]（P2366）
　　从记述中可知，十四岁儿童乘竹马，即被视为“不羁”行为，而陶谦的“竹马而戏”，竟能使“邑中儿童随之”。任过苍梧太守的甘公，又能从此中预测出陶谦日后的军事才能，进而纳之为婿。后来的陶谦，果真被授以徐州刺史、徐州牧大任，并屡建奇功。 
 
　　二

　　西晋初年，原东吴大司马诸葛靓，在吴亡之后，因其父为晋太祖所杀，誓不归晋，不接受晋朝官职。晋武帝司马炎，借从小与诸葛靓是“竹马”朋友，叔母（琅邪王司马伷妻）又是诸葛靓的亲姐，决定利用这些关系与诸葛靓见面：
　　“诸葛靓，后入晋……屡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因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太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靓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4]
　　作为皇帝的司马炎，希望用儿童时的“竹马之好”的回忆，换取政治上的和解，达到对方对其政权的支持。这种运用，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
　　东晋时，殷浩与桓温是自小“共骑竹马”的好友，成人后又是朝廷中一对重臣。然桓温恃功自傲，轻视殷浩，殷浩又不服他。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辅政时，见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即“引为心膂，与参综朝政，欲抗桓温”，[5]更激化了殷、 温两人矛盾。以致殷浩最终在桓温的攻击下，被皇帝贬废为庶人。面对儿时朋友的恶境，温桓却是这样对待殷浩：
　　“至是（殷浩贬废为庶人），桓温语人曰：‘少时吾与（殷）浩共骑竹马，我弃去，（殷）浩辄取之，（其）故当出我下也。”[6]
　　这里的“弃去”、“取之”，是说桓温已经不“骑竹马”了，而殷浩还在玩这种儿童游戏。桓温以此来说明自己成熟较早，故殷浩应“当出我下”。这种以儿童时期骑竹马时间的长短，来论一个人成熟的早迟，进而来判断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得与失。这在历史上，桓温当属首例。
　　南北朝时期，儿童们在“竹马”游戏中，模仿成人战场指挥，较之晋时的陶谦更有进步。北周时的李远，就是这方面能手。他“幼时尝与群儿为（竹马）战斗之戏，便有军阵之法，郡守见而异之，召使更戏，群儿惧而散走，（李）远持杖叱之，复为向势，意气雄壮，殆甚于前。”[7]
　　大概由于“竹马”是“用竹竿子放在胯下作马，来回奔跑，乘骑为戏”[8]，材料取之容易，行动来去自如，为儿童乐而行之。 在山野平民中，儿童乐行此戏；即使朝廷中的皇室、贵族，如上文中所述的陶谦、桓温、殷浩、晋武帝，少儿时，也无不乐游“竹马”。正由于全社会儿童对此的热往，也就自然而然地、约定俗成地对“竹马”游戏的年龄，形成一个规范。正如晋人张华《博物志》中所云：
　　“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七岁，曰：竹马之戏。”
　　唐代以前，“竹马”之戏曾广为流传，历史文献里屡有记载，但是，以诗歌记录、描绘、称颂“竹马”之戏的，则开始于唐代。
　　三、唐代开始了“竹马”入诗的新纪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封建帝国。它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此“昌盛”之中，就有娱乐文化。娱乐文化“昌盛”于各个阶级、各个阶层，而且因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行业，娱乐的形式也不同。唐太宗曾就此事这样说过：“土城竹马，儿童乐也。金翠纨绮，妇人乐也。贸迁有无，商贾乐也。高官厚秩，士夫乐也。战前无敌，将帅乐也。四海宁一，帝王乐也”[9]儿童之乐的“竹马”，竟上了天子的御言。 文人墨客们也纷纷把笔端伸向了“竹马”，生动地描绘起普通的儿童游戏，从而开创了竹马“走”入诗坛的历史。
　　除李白《长干行》诗中“竹马”写得精彩外，诗人李贺《唐儿诗》中的“竹马”，写得也是风趣有加：
　　头玉硗硗眉剑翠，杜郎生得真男子。
　　骨重神寒天庙器，一双瞳人剪秋水。
　　竹马梢梢摇绿尾，银鸾睐光踏半臂。
　　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画空作唐字。
　　眼大心雄知所以，莫记作歌人姓李。
　　从“眼大心雄”的唐儿“竹马”里，可窥探出这样的两点史实；一是“竹马”不仅在平民儿童间，即使贵戚子弟中同样盛行，这位“唐儿”，是邠国公黄裳的儿子，黄夫人则是唐朝公主；二是此时的“竹马”之戏的“马”，用的是带绿叶的青竹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