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信仰与民间佛教1

在关于推动佛教中国化、社会化、世俗化的历史进程并使之绵延至今的人的因素中，还有一股重要力量，即下层百姓。下层百姓以中国式的传统意识去理解佛教，以中国式的传统方法去实践佛教，由此而形成中国民间佛教。它同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居士佛教，共同组成中国佛教世俗信众的两翼，护卫与推动着中国佛教的发展前进。   
　　应当说，民间佛教发端的历史要略早于居士佛教。因为居士佛教属于高层次的义理化的佛教；而这种佛教只是在摆脱了汉魏时期的依傍道术和魏晋之际的依附玄学之后才出现。可是民间佛教却属于浅层次意识的、几近道术淫祀性质的佛教。它的出现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中土不久以后的事，最迟也该在三国西晋之际。诚如梁启超所识：公元l世纪初至4世纪初约300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佛教初传之际，首先要解决的是站住脚的问题。一方面，经典的传译尚待时日，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秦汉社会方术流行的实际。所以它最初的流播就必须得迎合中土社会时尚，袭用汉代盛行的黄老信仰与方术仙道，以符咒占卜医方异术、神通感应、偶像崇拜等中土社会所熟悉的运作方式来吸引信众。因此，汉魏之际，社会对佛教所知极少，一般是将它等同于黄老信仰、方术(道术)词把对待的。所以，汉桓帝曾在宫中铸黄金佛像，与老子的像并立供奉，以祈求长寿多福。楚王刘英也将佛依附于黄老，一起进行祭把。与此相应，那一时期的中国老百姓们也是将佛教当作神仙方道而观之、好之的。而汉末三国时期的统治者们的禁断“左道”、“淫祀”，亦将佛教归入其列予以扫荡。《三国志·魏志》记载说：汉灵帝光和(178一184年)末年，曹操任济南相时，即“禁断淫祀”，破毁民间祠坛600余，并严令“止绝官吏不得祠祀”，“及致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魏文帝崇儒，黄初五年(224年)诏禁淫祀：“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诏诸郡国，山川不在词典者，勿祠”。《高僧传》、《释迦方志》等也说：“吴后主孙皓虐政，废弃淫祀，佛寺相从，亦同废限。”、直至西晋，官方亦屡禁淫祀，并制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法苑珠林》卷二八引《冥祥记》亦称：“太康中，禁晋人作沙门。”
            
　　可是，中国民间的鬼神信仰和神仙方术意识是源远流长的，在那个生产力相对低下，普通百姓生活不得温饱，且处于封建政治高压与兵荒马乱交替不断的社会里，人们毕竟还需要鬼神信仰和神仙方术意识这种“鸦片”的慰藉和麻醉。所以，左道淫柏从战国一直到西晋，官府虽屡禁却难以止，势头一过，又有如野火春风，反倒越搞越热火了。只是进入东晋以后，由于译经的渐多，官僚士大夫们渐对佛教有了理性化的认识；而一般老百姓却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其对佛教的认识仍还停留在极为肤浅的阶段。而这种文化上的差别，最终导致出入唐以后士大夫们多倾心于禅宗，下层百姓们则多喜好净土宗的信仰上的差别。因为禅宗讲心性讲顿悟，讲思辨，需要一定的文化造诣与优雅的心境；净土宗却只需口诵念佛便能横超三世，往生极乐世界，很适合普通劳动人民的文化状况和思想需求。也正是广大老百姓对佛教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低级阶段，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依旧相信鬼、信神那样去崇信佛教，幻想着能以此改变自己的处境甚至于命运。当然，佛教也深信此情此理，它们在争取国主、争取官僚士大夫的同时，也忘不了争取普通草莽野夫渔子村妇。它善于分清对象，看客下菜，善于因人制宜，投其所好地去做争取工作、去做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