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记忆起父亲便在外工作，只有春节期间回家住几天，然后匆匆离去。和别人家不一样的是父亲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极少，他总是忙于公务，很难享受阖府团圆的天伦之乐。我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第一个男孩汉生，第二个女孩京汉，都在幼年夭折。我便成了老大，两个弟弟之后，一连有五个妹妹出生，我们一家有8个孩子。除了大弟赤生跟父亲在一起生活时间略长之外，有三个妹妹与父亲之间彼此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对子女的名字与出生年月日，父亲也是知之甚少。他一生为国事操劳竟将自己的家庭放在一个极不重要的位置，等到他想到这一点，而准备调整时，已经来不及了。
父亲是1938年初从浙江海宁县回到湖南临湘县的。他当时任浙江海宁县代县长，因日本侵略者逼近海宁，原县长胆怯畏敌称病辞职，上级将正在部队任职的父亲调往海宁代县长，临危受命的父亲带领海宁人民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从容地将所有重要文件安全转移至今完好无损。又将食盐和重要物资交驻军。最后带领一百余人撤退并办妥移交手续，才回到阔别许久的老家湖南临湘心田畈这个小山村。正在初级小学读书的我，有机会与父亲相处了短暂的日子。不久他又离家外出，有一批朋友与他一起商量大事，原来是武汉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后，我们这个湘北门户之称的临湘县已危在旦夕。1938年11月9日临湘县城长安镇沦陷。日本鬼子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老百姓纷纷逃离家园。
我与母亲和两个弟弟是在深秋的一个月夜离开心田畈这所祖屋的。抗战胜利后回到这里，祖屋已荡然无存，由于父亲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寇，日军对父亲极为仇恨，一伙日军用汽油浇灌祖屋后放火烧毁，我们便无家可归了。
我与母亲和两个弟弟辗转逃到岳阳的渭洞，在那里借住民房。父亲被临湘各界名人推选为县长，原县长也因畏敌弃职而走，临湘处于无政府状态。省政府知父亲在临湘被众人拥戴为抗日领导，便发来文件任命为县长，又兼任湘鄂赣游击司令。他忙于组织抗日队伍，组建县乡各级领导班子。自然无暇顾及妻室儿女。不久省府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发来通知，要求抢救沦陷区学龄儿童送往后方保育院，父亲大喜过望，立即行动。抽出时间回来与母亲商量，要将我送往后方保育院。父亲对我说：“樟儿，送你到后方保育院去好不好？”我问：“保育院和幼稚园一样吗？”因为我不久前与母亲在武昌住过，那时很想进幼稚园，后因二弟陕生即将出生而回到心田畈读小学。四、五岁就背着书包上学。父亲对我说：“保育院的孩子比幼稚园的细伢子要大一些。是6岁以上的，你去了正好继续读书，你是蛮喜欢读书的，是吗？”我一听就高兴了，立即表态要去保育院。
日寇侵略中国，妄图让我们亡国灭种，在占领区杀害无数儿童，父亲甚为痛心，故对抢救难童送后方保育院的工作十分重视，他组织了一批小学教师与军人当护送人员。将沦陷区抢救出来的难童分期分批送往后方保育院。每批又分成若干小分队，每队一名护送员带领，二十人左右为一个小分队。孩子们身背小布包步行。由于农村一些人担心孩子出去不安全，我父亲叫我去便起了个带头作用，他的秘书王森唐将儿子王宇英也送了去，部下姚凤舞的侄子姚马生参加了难童队伍，我们这一批都进了湖南第二保育院。这已是第二批，第一批是在1939年春天，父亲请忠防乡小学校教员田成玮牧师将130名难童送到永绥（后改名花垣）的湘一院。我们这些送往湘二院的是第二批。第三批是送往攸县的湘四院，其中有我的堂姐芳生。第四批是送往衡阳南岳儿童教养所，其中有我的两个妹妹多生与渭生，一个六岁一个三岁。不仅为了保全孩子的性命，还要让他们读书。父亲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国，为此他还将一批高小毕业生送往中学，国立十一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临湘学生，这个中学搬到茶陵办学时，我与一位同学去玩过，认识很多临湘高中生。他们用脸盆当锅煮猪肉烩菜招待我们保育生小同乡。抗战胜利后，县政府在路南路北经营的办事处有些结余，因纸币贬值换成黄金，数额相当可观，部属有意分得少许，父亲却决定全部捐赠给学校，作为培养人材的教育资金。由此可见父亲的公正廉洁与热心教育事业之一斑。
我是1939年夏天离家去保育院的，湘二院院长齐新不时与父亲有信件来往。那时没有长途电话联络。全靠邮政传递信息，父亲通过信件了解家乡子弟在保育院的情况。湘二院在长沙市郊黄土岭时间很短，仅一月余；奉省府之命，迅速撤离长沙，因为日本飞机将大举轰炸长沙，我们300多名师生分乘15条木船往湘东茶陵逃亡，有的同学因病死在船上，就被埋葬在江边的野地里。
在湘江水路上的十八天，险象丛生，不少同学思乡情切，常以泪洗面，我却未流过一滴泪，可能是年龄太小不懂得一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是人生一大幸福。而我此生也确从未享过此福。
在茶陵的五年受到良好的教育，学会了阅读课外书，学会了写作文并酷爱上写作。常给父母写信，父亲对我的信称赞不已，常对母亲说，这个樟伢会写信将来或许能成为一个读书人。为表示嘉勉便让母亲将自家腌的腊肉腊鱼缝到布包里从邮局寄到保育院，有时还寄两个从日军手里缴获的罐头，我收到后与同学们分而食之。
大约是1943年秋保育院一位年幼的女孩因病去世，我们同学抬着小棺材去送葬，我在给父亲的信上这样写：“……今天去埋葬一位小同学，我们一群难童给她送葬，但不知以后谁给我送葬……”
父亲看了这封信很难过也很难解，他来信问是谁教你这样写的，我很诧异，写信是自己的事为什么要人教呢。我如实告诉了他。他不久到耒阳开会，就派了一位副官将我与黎湘泉接到耒阳。黎湘泉是岳阳县长黎自格的女儿，比我小三岁。那时齐院长暂时离开保育院，由一批干训团军官在领导保育院，对一些不守纪律的男生拳脚交加，因此有一批男生结伴逃走。另外我一位好朋友陆素君小学毕业进入了芷江国立20中，她与我一同去给那个夭折的小女孩送葬后不久就与进保育中学的同学踏上了去湘西的长征路，我心情沮丧已极，便给父亲写了那封让他甚感意外的信。我是在正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离开了保育院，在耒阳见到开会归来的父亲，他迈着军人的大步朝旅舍走来，我吓得躲到大门背后，被黎自格县长发现说：“嗨，这不是两个从保育院接回来的孩子么？”父亲才转过身来牵着我的手说：“孩子，你长这么大了！”进了房间他擦了擦泪水，从柜子里拿出面包和白糖，要我和他一起吃，晚上我洗完脚，他给我修剪脚趾甲。在他的床上的脚头放了个小枕头，我第一次跟父亲睡在一起，美美地做了一个甜梦，梦见保育院的同学与我挥手告别。跟随父亲回到大云山下的任家山，母亲在门口迎接我说：“还是这么一点高呀！”父亲的办公地在黄金坑，都是大云山附近的村庄，父亲所在的办公处有持枪守卫的岗哨，是九战区第四纵队司令部与临湘县政府的驻地，离母亲和我住的村庄有数华里，很难见面。我在南山小学读书，每天上下午往返学校要爬一座山，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经过一个大水塘时，常听到奇怪的叫声，我很害怕。只有很短的时间我高小毕业，在岳阳渭洞的岳阳县中借读一学期，就转入大云塅临湘县立中学。因为这里开始招收女生。其时母亲已搬到车廖家，父亲的纵队司令部与县政府在我们住地的对面，我偶尔去一次也很不自在，站岗的哨兵都认识我，但我总感不安，即使是父亲让我在他们的食堂吃饭，我也默不做声；听到父亲与他的同僚说话，偶尔令我发笑，当我笑出声时，父亲就用筷子尖点着我的嘴说：“你笑什么？”我便不敢再笑了。其实父亲是逗我玩的，虽说是战争时期，也有轻松的片刻，父亲是开朗活泼的人，很幽默，他的话常使部属开心。从他那里，我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办事迅速，诚信待人与幽默风趣的性格。在县立中学读书的日子我是住校的，伙食很差是当然的，父亲偶尔请人送点吃食，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一块发酵过的麦粑，黑黑的，一股酸味。老师见了就笑着说：“这种东西也值得送来给你吃吗？”我没吭声，因为父亲最喜欢吃发酵的面粉食品，农村没有好面粉，便吃农民自己研磨的麦粉，无论小麦、荞面，都是父亲所爱，那里人不会用碱面改变酸味，就蘸点白糖吃下去也感到美味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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