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五岁的小男孩睡得正香，他忽然被大人抱起，强行穿上衣服，半拽半牵的向外走去。只见他的父母和年迈的外公都肩挑手扛，背着家里的全部家当，迎着料峭的春寒向江边走去。他们登上一叶小舟，小男孩来不及问这是要去哪里，又和衣倒在船舱里睡着了。只有三个大人站在船头，留念地回望着渐行渐远的家园，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此时，更深露重，只有深巷的犬吠和头遍的鸡叫声为他们送行。
那是1932年早春二月的一个夜晚，我的祖先们以“搬夜家”的方式，被迫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故土——桃源，随船漂向一个未知的世界。那个五岁的小男孩就是我敬爱的父亲。小舟先是顺沅水而下，再溯澧水而上，经过三天三夜的漂行，停靠在澧水下游的湖滨小镇——安乡。
安乡是个物产丰富的水乡泽国，也是青帮、红帮、汉流、湖匪横行的地方。很难想像，我的祖先们历尽了怎样的艰难困苦，才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到了安乡，靠着祖父给人打工、老嗲（父亲的外公）给一家商号当账房先生，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到了安乡的第三年，一家人基本生活稳定了，尽管生计艰难，可祖父还是让刚满七岁的父亲上了“新学堂”（即公立小学）。祖父很有眼光，他没让父亲进私塾，而让父亲进了“新学堂”接受新的教育，后来父亲的经历证明了祖父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
也许在现在的人看来有些搞笑，父亲吃奶一直吃到八岁。每天中午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扑向祖母的怀抱吃奶，即使遭到同学们的嘲笑也不管不顾。一直到小学二年级，可能是因为祖母确实挤不出奶了，父亲才极不情愿地断奶了。父亲一共读了五年书，这在当时的小县城里可算得是“高学历”了。
民国31年（1942年），安乡“跑日本”，祖父被日本兵抓夫，从此了无音信。与此同时，我的外祖父也被日本强盗抓夫，惨遭荼毒。尽管那时我父母亲还不相识，没有成亲，但是日本强盗欠下我家的两笔血债是要永远铭记在心的。
祖父惨遭不幸，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父亲不得不中断学业，挑起赡养祖母和老嗲的重担。13岁多一点的父亲到衙门口一家名为“同德”的南杂店当学徒。旧社会学徒有一句俗话：“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学徒的艰难可想而知。那时学徒其实也没什么可学的，就是要你白给老板干三年活儿。整天扫地、做饭、带孩子，开、关“梭板”（那时店铺没有卷闸门，用一块块木板嵌在带槽的横梁上当门用）。经过了三年的艰难岁月，父亲才得以成为正式的店员。因为没钱入股，直到解放，父亲都只是个伙计。
1946年，19岁的父亲迎娶母亲到熊家，20岁那年生了我哥，从此成为家中的顶梁柱。
父亲一生淡定，名利不争。
1949年8月，安乡和平解放。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和不俗的成绩投入了新政权的工作。9月初，新政权一成立，父亲就被任命为安乡三岔河镇镇长。可是，父亲的工龄却只从1949年10月1 日算起，与离休的工龄规定只有一天之差而不能离休。我们子女，还有他的一些老部下、老同事都为此忿忿不平，要去找组织部门讨个说法，但被父亲坚决制止了。此举后来被组织部门的领导誉为“高风亮节”，并被用作教育那些闹待遇的同志的正面典型。
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基层干部，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到八十年代末期退休时为止，几乎当遍了小县城所有的局长，他的很多老同事、老部下都超过了他，有的甚至当上了省级干部，可他从不攀比、不闹情绪。真正是一个“淡定无求品自高”的君子。
父爱如山，恩比海深。
父亲生我、养我、教我四十年，恩比天高，情似海深。1971年，我因为工伤事故颅骨骨折，生命垂危。从外地匆匆赶回来的父亲看着奄奄一息的我，心痛欲碎。父亲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一边轻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一任泪水长流。此情此景，让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因为人们从来没看见坚强无比的父亲流过眼泪，即使在文化革命那样的逆境中，也没见过父亲的眼泪。是父亲深情的呼唤，召回了我即将离去的灵魂。一晃，42年过去了。
父亲，是照亮我人生道路的明灯。但是，这盏光芒闪耀的明灯在18年前熄灭了。我没想到，父亲离去带给我心灵的震撼是那样巨大，以至在最初的那段日子，每当我想到父亲一个人孤单地长眠在那山林之中时，我竟产生了想随他而去的冲动。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为父亲而活着。
在我心中，父亲是英雄、是导师、是楷模、是明灯。
如果有来生，我还做父亲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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