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摘心被指有悖法律

不久前,一颗仍在跳动的心脏被医生取出。它的主人叶劲,是一名21岁的广西小伙,被医生判定为脑死亡。这颗心脏被植入北京12岁男孩小包的体内,延续另一条生命。4天后,“千里送心救活男孩”引发法学争议。署名为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法学博士的许志强撰文认为,这场生命接力和爱心行动背后,潜藏着能否通过脑死亡标准认定他人死亡的重大法律问题。

　　对此,医学专家指出,“脑死亡”在医学上的效力已经无争议。国家卫生部门相关文件也载明,脑死亡患者可在家属同意等前提下捐献器官。不过,由于脑死亡在中国未立法,专家亦指出其存在伦理和司法等多重问题。“脑死亡”患者面临“医学上已死亡,但法律上或未死亡”的尴尬境地。

 

“脑死亡”摘心被指有悖法律

 

　　据介绍,叶劲的心脏取出时仍在跳动。解放军181医院判定其为“脑死亡”。此前,他的家属已经签字同意在其去世后捐献其器官,包括肾脏、肝脏、心脏、眼角膜。

　　署名许志强的文章中称,目前,我国法律对死亡的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但长期以来,由自发呼吸停止、心脏跳动停止、瞳孔发射技能停止3个标准组成的“综合说”得到法学界、司法界以及社会公众的接受和认可,一直是认定死亡的法律标准。

　　“如果在法律上不能采纳脑死亡的认定标准,那对一个未死之人摘取心脏是一种什么行为,即使已经获得他的家人的同意?”“许志强”认为,这场“生命接力和爱心行动”背后,潜藏着“能否通过脑死亡标准认定他人死亡”的重大法律问题。

 

“脑死亡”后允许捐献器官

 

　　事实上,虽然截至目前“脑死亡”在中国仍未立法,但这一概念近年已悄然应用于器官捐献领域。

　　“脑死亡是最科学的死亡判定标准。”去年全国两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我国2003年已发表了中国“脑死亡”判断标准和建议判定死亡的程序。针对器官捐献,2010年开始的试点工作采用“心死亡”和“脑死亡”两套标准并行,民众可自愿选择死亡标准。但黄洁夫也承认,法制管理层面仍以“心死亡”为统一标准。

　　2011年原卫生部下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类标准”已纳入脑死亡器官捐献。其中提出,脑死亡器官捐献须经严格医学检查后,各项指标符合脑死亡国际现行标准和国内最新脑死亡标准,并通过卫生部委托机构培训认证的脑死亡专家明确判定为脑死亡。“家属完全理解并选择按脑死亡标准停止治疗、捐献器官；同时获得案例所在医院和相关领导部门的同意和支持。”

 

用制度消除争议

 

　　“千里送心救活男孩”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爱的接力,也是生命的延续,传递着人性的温暖,引发法学争议,不外乎两方面原因:第一,现有的捐赠器官法律制度保障尚不完善,或者说存在诸多漏洞,无法确保捐赠者和受捐者的合法权益；第二,针对器官捐赠,缺乏有效的第三方监督,会让利欲熏心的不法之徒有机可钻、有利可图,衍生出器官捐献黑色利益链条等,影响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器官捐赠如何更具人性化,这是亟须面对的全球性医学问题,包括脑死亡的认定标准、是否给捐赠者报酬、如何确保分配公平等,不仅在我国,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同样相似困境。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国的器官捐献发展比较迟滞,欧美很多国家都有相关捐献政策,比如,美国申请驾照时签订捐献协议,德国公民16岁便确定捐献意愿。

　　鼓励公民捐献器官,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前提条件是用制度性力量保障捐赠者的权益,完善相关监管制度,还要加强宣传力度,让公民了解捐献器官的意义,以提高器官捐献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