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加速,导致自杀率降低,这是有违一般认识和别国实际情况的。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提出著名观点,认为城市化、现代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增长,会加剧社会的异化,从而使得自杀率升高。
近年来,从全球普遍情况来看,自杀率也在不断升高。据WHO统计,2008年至2013年,全球平均自杀率从每十万人11.6例增长到了14例。邻近中国的发达国家自杀率也明显偏高,2012年,韩国的自杀率是每十万人28.1例,高于06年的21.9例,而韩国的城市化率在2013年达到91%,在此之前的53年,一直在增长。
为什么自杀者少了这么多?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认为,这恰恰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好处。该报告认为,导致我国自杀率降低的原因有二:其一,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影响到全国自杀率的下降;其二,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受到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左右。
针对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原因,该报告着重分析了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即我国境内大批农民离开乡土到城市打工,包括女性的广泛参与。1987年,中国农村外出打工者(即所谓“农民工)总共105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7%;而到了萧索的2008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仍达到14041万,占比达到26%。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女性在2006年的农村外出打工者中已经占到36%,总人数接近4400万,其中20岁以上到40岁以下的“打工妹”占绝大多数。
而香港大学的这份报告,以及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的论文均指出,城市化率增高与农村自杀率的降低趋势相符。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之所以女性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后自杀率显著降低,最大一个原因是远离了以往在农村唾手可得的农药(包括杀虫剂、杀菌剂、杀鼠剂、除草剂和混合农用制剂)。根据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发生在农村的女性自杀案例中,有将近60%的自杀者是喝农药寻死,“中国农村75%的农药是一直存放在家里,不是特意为了自杀去买的,如发生和配偶吵架之事,农村妇女到家里拿农药就喝了,根本没有思考,其中62%的人抢救失败。”
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想死,方法有无数种,但是自杀者中,一大部分并不是这种情况,而是“想死想活没有确定”,处于一种冲动和纠结并存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家里正好就有唾手可得的农药,显然会不利于想死者挽回生命。而“打工妹”从农村来到城市后,这样的农药“便利性”显然就失去了。
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出身农村的年轻女性而言,前往城市工作成为“打工妹”,可能会遭到“二等公民”的待遇,但即使是这样的处境,也比她们留在农村要好。首先,农村女性的迁移,使得她们在一年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离开了既往的来自农村的普遍家庭纠纷,比如就学、就医、饮食、家庭内部劳动分配、婚姻及财产继承。
她们在城市与雇主形成的关系中,虽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但那是不同于农村的从属地位,她们经济独立了。即使是面临城乡歧视、性别歧视、就业歧视、性骚扰、工资克扣、搜身检查、剥夺产假、社会保险覆盖率低下等问题,她们往往有对应的策略,当然主要是忍耐,但这和她们来到城市视野变开阔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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