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行南村13队8号,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里,放着一张单人床,门后是一辆陈旧的电动车,一摞包装纸堆在角落,洗脸盆、暖水瓶、塑料袋杂七杂八地摆着,房顶的一根绳子上挂着衣服衣架。电饭锅、电风扇、白炽灯,是唯一的三样家用电器。狭小的空间,让人不能大步走动,呆上几分钟就感到压抑。
这就是湖北罗田钟点工何益红在上海的住所,也是她在上海的第三个家。何益红的床头有一个陈旧泛黄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流水账,映射着她10年来独自在大上海漂泊的点点滴滴。
一只钟表,让她围着旋转
“古美路,早上5:00—7:00;桂平路,上午7:30—9:30;莲花南路,下午2:00—4:00;宝城路,晚上6:40—9:10。”
小本子上记录的这一串地点和时间段,是何益红2008年某一天做钟点工的具体安排。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各个小区,走进雇主家做清洁、烧饭、哄小孩、洗衣服、陪老人聊天。10年来,何益红的生活就围绕着钟点旋转,她自身也像钟表一样,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摸黑起床,顶着星星回家,只有周末雇主休息了她才能休息。
当初,何益红不愿背井离乡。是孩子的学费、生活的压力,把她逼到上海打工的。
2003年正月,刚过完年。彼时,女儿程达12岁,儿子程翰11岁,眼看就要小学毕业了。家里只有几亩地,完全靠种田,怎么供得起孩子读初中?更不用说读高中、大学了。“姐姐,要不跟我们去上海吧。做钟点工,怎么也比在老家强。”在上海打工的妹妹何卫红建议。
何益红心动了,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到上海打工,丈夫程东霞留在家里种田照顾孩子和老人。
就这样,她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没钱租房,就和妹妹、妹夫住在一起,睡觉时就用一块布隔开。
她隐隐记得,第一份钟点工是在上海春城小区应聘的。当她走进豪华的住宅,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充满着新鲜,更充满着忐忑。房间里到处是亮锃锃的玻璃,让她做起事来战战兢兢,生怕弄坏了雇主的家具。雇主见她笨手笨脚的,婉转辞退了她。
再后来,还是接二连三地碰壁。给雇主做饭,她按照农村的“惯例”放了很多盐,想让口味重一点,结果雇主一吃连连摇头,原来上海人喜欢“少盐、少糖”,工作又泡汤了。不过,让她还有一丝温暖的是,不论是否能顺利通过7天的试用期,做一天就会拿到一天的工资,“哪怕是我把人家的东西摔坏了,不仅不让赔,还会付工钱让你走人”。
但她没有灰心:“一定能混下去,慢慢来”。她一边到各个小区找房主应聘,一边兼职做其它事情,凌晨四点起来帮小摊贩到工地卖馒头,“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想想那会真是可怜啊,吃了上顿没下顿。”病床上的何益红,回忆往事,仿佛比她遭遇车祸还要痛苦。
有心人,天不负。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注意事项写在本上、记在心间,渐渐获得认可,雇主越来越多,高峰时有10多名。而且,她长期被雇佣,有的地方一做就是八九年。
一个账本,记载她全年开销
“2008年正月初四来上海,带钱1050元(去菜钱60元)。2月15号,买手机658+卡号60元=720元+买菜2元。20号,2元;21号,电话3+1.6元(元宵节)……7月11号,12.4+5+35元修车……10月28日,长宁区医院看病145.6+5+1.6……11月14号,华东医院14+93.5元+1.5……12月12日,69.3油+米+2。”
以上这段长长的流水账,记载的是何益红2008年的全年开销。她在上海干了几年后,便和妹妹分开单独住,生活上异常节俭,很少买荤菜,即便是素菜也是隔几天才买一次,还要分几顿吃。超过50元的“大额开销”,她都会做一个特殊标记,要么画一个圆圈,要么划一道波浪线。她舍不得用手机打电话,元宵节就跑到公用电话亭,花了4.6元和家人通话。目前她的房租是每月280元,加上水电费不超过300元。
不仅记录自己的开销,她更详细地记录给雇主买菜的花费。上面的“去菜钱60元”,意思是雇主给她买菜的钱,还有60元没花完。“辣椒7.2元,鸡蛋8.5元,鸡肉2.5元……”每次给雇主买菜,她都像给自己买菜一样讨价还价,并且把每种菜的花费记录清晰。雇主每次给她两三百块菜钱,“每天花多少钱,他们从来不过问,但我要记清楚给人家交代啊。”何益红说。
刚开始,何益红的月薪只有1000余元,后来慢慢地涨起来,日子越过越好,每年给家里带的钱越来越多。
2008年,是何益红最难熬的一年,她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
她多次到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华东医院等医院看病,花去了几千块钱。每天早上和晚上,她还熬中药喝。断断续续一年,身体才恢复正常。但是,她不得不舍弃几家雇主,“那年实在是累得不行了”。
由于营养不良,她身体贫血,但总是扛着,有时候发烧也硬撑着,不告诉在上海打工的妹妹,也不麻烦各位邻居,“躺在家里,不吃不喝,两天就好了”。
一封家书,让她独自泪流
“亲爱的妈妈,好久没给您来信了,都怪我拖拖拉拉的。妈妈,说真的,自从您走后,我真的很想念您。我知道,您在那里是怎样思念家人,我心里很清楚,您到上海打工都是为了我和姐姐,只有用心读书才是回报您的最好方式。您在那里打工,也要千万小心注意安全……”
这是2004年5月1日,何益红到上海打工第二年,儿子写给她的一封家书。一张泛黄的纸,正反面写满了对妈妈的思念和牵挂。何益红叠起来,夹在她的小本子里,想家时就拿出来读一读。多少个深夜,读着读着就默默地流泪。昨日,当记者把这封信拿给病床上的她时,她的眼泪流向脸颊。
在上海漂泊的10年来,让何益红最牵挂的,是她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读大学,每年的花费高达4万多元,只要雇主给她结了工资,何益红就会寄钱给孩子们。
何益红很少使用手机,一年下来,有限的几次拨打,基本上是用于和孩子通电话。为了节约,她和雇主联系时总是发短信。在上海,她很少逛商场,穿的衣服、鞋子,基本都是雇主送的。唯一一次买了一套新衣服,还是和邻居“拼盘”的——今年上半年,一家商场处理衣服,100元三件,她和邻居合买了后,自己再挑出一套上下衣。
她平时格外节约,但孩子们放假来上海看她时,她就大方起来,带孩子们去东方明珠、南京路、外滩玩耍,给他们买东西。
她也深爱自己的丈夫。得知丈夫长期失眠时,便到处求医问药,终于找到一个治疗失眠的处方:“阿胶4.5克,黄连黄芩各3克,鸡子黄一枚,鲜生地黄18克。”一次,她还带着丈夫去南京路,花380元为他买了一双鳄鱼牌的鞋子。
每年快到春节,何益红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腊月底回到罗田,把自家、公公家、娘家的脏衣服、被子,全部清洗一遍,并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是,在家呆不了一周,又踏上去上海的火车。每次走时,她都会悄悄抹眼泪。
一次看望,让她心里暖暖
“居家护理四轻,说话轻、脚步轻、操作轻、开门关门轻。护理老人,清晨洗脸,刷牙,早晚洗刷,洗澡先胸腹部,后背部,最后臀部,下肢。饮食,青菜不能过夜,含有亚硝酸钠……”
这些,是何益红记下的做钟点工时的注意事项。她感觉自己的知识水平有限,还特意买了一本新华字典,不断学习。她还参加了婴幼儿护理培训。由于她的好学、踏实、勤快、本分,很多雇主对她格外放心和欢迎。
有一位雇主是名房地产开发商。在他家里,整沓整沓的百元大钞,在抽屉外面一放就是一个多星期。何益红怕小偷进来拿走,就用抹布包住这些她“从来没见过的巨款”。
雇主家的条件都很好,几百平方米的大房子,摆满了不少宝贝。何益红从来没有起过拿走的歹心。“上海是法制最好的城市,你拿了人家的,就不会被抓住吗?为了一件东西,丢了饭碗多不值。”她对记者说,“人家能住好房子,过好生活,那是人家的本事。”
她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在她最喜欢的雇主刘键家,一次正值儿子在罗田参加中考,她心里惦念着,吃饭时一不小心,手中的钢勺掉到地上,把昂贵的实木地板砸出了一道疤痕。她紧张得脸色发白,呆呆地不敢说话。刘键却只是轻轻说了一声:“何阿姨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其他家人什么责备的话都没说,全家人劝她继续吃饭,不要多心。
何益红的10多名雇主,都关心她的生活。2008年,她的妹妹何卫红在工厂上班摔伤,刘键等人就在网上查阅法律条款、寻找律师,帮忙维权。而且每次过年回家,雇主们都会送她红包,“加起来有5000多元呢”!
上月28日,何益红突然“消失”了。雇主骆女士家的钥匙还在何益红手上,连续10天给她发短信不回,打电话无法接通。“我从来不认为何阿姨会跑了,要么是老家有事回去忘带手机了,要么就是出意外了。”骆女士说,直到何益红委托刘键把钥匙还给她,她才知道“何阿姨”出车祸了。
前天,她到医院看望何益红时说,“小孩想你了,天天问阿姨哪儿去了。”听到这话,何益红心里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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